但究竟什么是供給側改革？應該怎樣認識供給側改革？其實許多人仍然不甚了了，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成一個筐，“什么都往里裝”，視為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的“雜貨鋪”、解決中國所有問題的萬能良藥。時值全國兩會，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了四位在經濟研究領域頗有造詣的全國政協委員，他們的解析有助于我們準確認識和把握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內涵和精髓。
■主持人 周子勛
嘉賓：
白重恩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
韓 康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會長
賈 康 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
供給側改革超越了凱恩斯主義
全國政協常委、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當前，學界及媒體對供給側改革的解釋五花八門，其中流行甚廣的有兩個觀點：“中國拋棄凱恩斯主義”、“中國擁抱供給主義”。他認為，這兩種看法都不正確，認識都存在誤區。凱恩斯主義的措施是“挖個洞、補個洞”或發失業救濟來短期提高需求，但長期不增加勞動生產力；而供給學派的措施主要是降低稅收來提高投資和增加供給的積極性。
供給學派的政策是上世紀８０年代美國總統里根執行的一個政策主張，當時是新自由主義最盛行的時候，里根被認為是推動新自由主義的主要政府領導人，當時美國的供給學派是完全反對產業政策的，他們認為不應該針對某個產業去制定政策，應該用普遍降稅的方式來提高投資積極性。
但是，我們推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凱恩斯主義的嗎？實際上，我們過去或者是２００８年以后（即使在推出４萬億元的時候），我們所投資的基礎設施也基本上是在改善交通基礎設施，消除增長瓶頸，那種財政政策確實是在短期提高了需求，但長期來看降低了我們的交易費用、提高了我們的競爭力。
這一點在發達國家可能做不到，因為發達國家基礎設施普遍是比較好的，既然基礎設施比較完善了，政府再投資基礎設施只能是把現有的基礎設施挖開，然后再補上，這是不提高生產力的。但是我們的基礎設施建設是建新的，而且是消除增長的瓶頸，是提高生產力水平的。這不是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把需求和供給的增加結合起來的措施。
林毅夫指出，我們現在講的“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確實是因為我們有很多短板，要補短板；有稅收過高的地方，要降低關稅；也有一些過剩產能應該退出。這是供給側改革。但是我們跟發達國家不一樣，發達國家推行供給學派的政策是反對產業政策的。我們現在推行的是宏觀政策要穩、產業政策要準。我們還是要有產業政策的，這跟過去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過去的政策既不是凱恩斯主義的政策，現在的政策也不是供給學派的政策。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理論創新，結合我國的實際狀況，分析清楚我國當前經濟的實際問題和機會在什么地方，然后我們的政策該怎么做比較好。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不要用發達國家的理論來套我國當前的問題，或者是來理解我國當前的宏觀政策。因為照這樣理解很可能會給我國的政策造成很大誤解和社會壓力。比如說２００８年的４萬億元，我們有改進的空間，但是現在社會上大多數人表示，發達國家學界認為凱恩斯主義是錯誤的，已經被拋棄了，所以我國也不應該采用凱恩斯主義的政策。可是我們做的并不是凱恩斯主義，而是超越凱恩斯主義的政策。
我們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不是推行供應學派的政策，而是要在適度增加總需求的前提下來進行，并且要應用產業政策，而不是只有減稅。過去積極財政政策的措施既增加短期需求，也增加長期供給；現在供給側改革的許多措施能增加我國長期的供給，但也需要短期的投資才能實現。
我國不管過去還是現在的宏觀政策，一直是需求和供給結合在一起的，既不是發達國家的凱恩斯主義政策，也不是發達國家的供給學派政策。實際上，我國理論界的認識是落在我國政策實踐之后的。
減少低效投資是供給側改革的關鍵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白重恩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要判斷我國經濟的問題之所在，需要考慮四個現象：第一，盡管經濟增長減速，但是勞動力成本增速仍然很快；第二，盡管勞動力成本在上升，但是卻出現了通貨緊縮；第三，盡管經濟增長減速，但是實際利率在上升；第四，盡管實際利率在上升，但是資本的回報率在下降。這些現象說明，總需求不足不是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因為如果總需求不足，勞動力市場應該供大于求，勞動力成本不應該增加這么快。
“我們經濟中的主要問題是低效投資擠出了高效投資、低效供給擠出了高效供給，只有這個問題才會造成前面提到的四個現象：因為低效生產占用了大量資源，包括資本和勞動力，其他生產者能獲得的資源少了，因而其他生產者就要為獲得資源付出更大的代價，所以資本和勞動力的市場價格都會上升；低效率的生產越多，高效率的生產被擠出越嚴重，整個經濟的平均效率就越低，投資回報率也就越低，經濟增長的速度也就較慢；在資本成本和勞動力成本都高的情況下，低效率的生產者之所以還能生存下來，低效率的投資之所以還能繼續進行，是因為這些生產者得到了各種形式的扶持，這樣的扶持使得他們即使虧損也會繼續生產，造成他們所在的行業產能過剩、庫存增加、價格低迷，導致通貨緊縮。”白重恩表示，在適齡勞動人口不斷減少、農村可供轉移的勞動力也不斷減少的情況下，低效生產對高效生產的擠出帶來的損失越來越嚴重。這樣的情況還會造成高杠桿率、高資金成本的惡性循環。因為投資回報率低、資金成本高，企業盈利能力弱、償債能力弱，所以企業債務不斷增加。高債務和低回報增加企業的風險，因為也增加企業需要支付的風險溢價，從而增加資金成本。
白重恩認為，為了走出這樣的困境，需要降低對低效率生產者的扶持，壓縮低效生產，壓縮低效投資。化解過剩產能是關鍵的任務。過剩產能不僅影響同行業高效率企業的生存環境，影響同行業高效率企業的正常發展，還占用稀缺資源。在化解過剩產能的過程中，首先要努力利用市場機制，保證去除低效產能、保留高效產能，另外還要保證過剩產能占用的資源能釋放出來，供高效生產所用。在勞動力供給不斷減少的情況下，應該特別重視化解過剩產能所釋放出的勞動力的有效使用，應該努力促成這些勞動力的再就業。
更加謹慎地選擇政府主導的投資項目也是重要措施。我們確實有需求的公共服務短板當然應該補齊，但千萬不能再以刺激經濟增長為目的進行投資。以刺激經濟增長為目的的投資造成“新二元經濟陷阱”：刺激性投資擠出高效投資，降低平均效率，降低增長速度，又帶來進一步刺激性投資的需求。即使確實有需求的公共服務，也應該把握提供的節奏，過快地提供速度會對某些上游產品造成短期突發需求，成為新一輪產業過剩的誘因。
除了要壓縮低效投資和低效生產之外，還要鼓勵高效投資。現在企業面臨的各項成本都比較高，特別是勞動力成本的高速增長給企業帶來比較大的困難。努力降低企業面臨的成本是促進高效投資的重要條件。一個應該盡快采取的措施是降低社會保險繳費，并用國企分紅和國有資產劃撥來補充社保基金的收入。降低社保繳費一方面降低企業使用勞動力的成本，增加企業的盈利能力，增加償債能力，也提高對企業增加投資、擴大生產的激勵；另一方面增加勞動需求，保障就業，增加勞動者凈收入，為擴大消費創造條件。如果在降低社保繳費的同時能啟動延遲退休的機制，還可以增加勞動供給，促進經濟增長。
除此之外，降低企業面臨的稅費也是降低企業成本的重要手段。盡管各級政府面臨很大的財政困難，但清理企業面臨的各種繳費勢在必行。應該盡快全面完成營業稅改增值稅，也應該考慮在經濟快速轉型階段加速企業資產的折舊。這些措施會減少財政收入，可以通過處置部分國有資產，適當增加赤字來解決。也希望減少不必要的財政支出，包括壓縮政府主導的低效投資。
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應該以緩解通貨緊縮作為主要目標。應該進一步打通貨幣政策對匯率的傳導渠道，加強貨幣政策的效果。應該努力避免貨幣政策延緩過剩產能的化解，只有這樣，貨幣政策才能真正起到緩解通貨緊縮的作用。
化解過剩產能，減少低效投資短期內可能會對增長速度產生一定的負面影響，但這是幫助我們走出目前困境的必要手段。我們只有通過優化結構才能保持持續增長。
全面、準確把握供給側改革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中國公共經濟研究會會長韓康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供給側改革很重要，但目前社會各界對供給側改革的認識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對供給側改革的作用功效涵蓋過寬、預期過高，把現在穩增長、調結構的很多問題統統放到供給側改革之下，以為供給側改革是一副“靈丹妙藥”，這顯然有失偏頗。二是對供給側改革的理解本身有問題，根據學理，供給與需求、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永遠是不可分離的統一體。同時，一般講，需求管理主要解決經濟運行的短期、即期性問題，例如當ＧＤＰ下降過快、失業率過高、企業破產過多時，政府可以通過需求調控的工具箱，包括貨幣、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供給管理或供給側改革則正好相反，除減稅外，主要解決供給方式和供給結構的問題，即解決更深刻和更長時間的經濟問題。由此，供給和需求、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二者相輔相行、相互協調、相互補充，哪一方單獨發揮作用都是不可能的。
“現在無論官方還是學界，對供給側改革的詮釋，都存在如何做到全面、準確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是，目前增長持續下滑，底部尚未筑牢，經濟沒有軟著陸，這時如果選擇用供給側改革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希望用供給側改革在短時間內對穩定經濟增長起到立竿見影的作用，能夠更快地實現經濟轉型換代，就正好搞錯位了。有人甚至把擴大政府的重大項目工程包，也納入供給側改革之中。”韓康指出，現在政府加大公共產品投入，絕對不能算供給側改革，恰恰是擴大總需求，是為了抑制住經濟下滑過急、過快而采取的擴大總需求措施。如果說把政府公共產品的投入也當成供給側改革，那就是計劃經濟的思維了。
韓康表示，經濟下行和增長反復波動，表現了我國轉型升級陣痛期和過渡期的特點，對此必須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不能設想有了供給側改革的設計和措施，就可以更容易過關。“供給側改革將焦點瞄準結構問題是正確的。解決結構問題，簡單而言，就是供給結構和供給方式的推陳出新，推陳有兩條：一是淘汰一部分，即完全喪失有效供給能力的所謂‘僵尸企業’；二是更新改造一部分，即可以通過改革重新獲得發展力的企業，‘出新’則是供給結構和供給方式的全面創新。在這里，淘汰‘僵尸企業’難度決不能小視，最大難題是安置下崗職工，人數總量肯定遠遠不止有關部門概算的１５０萬人。對此，２０１６年中央財政已經拿出１０００億元安置資金。但要充分考慮到，同上個世紀９０年代中期國企減員增效的大規模職工下崗相比，現在的法治環境和職工維權意識、職工下崗安置成本、社會就業和再就業結構等因素，都發生了重大變化，安置難度要大得多，問題要復雜得多。尤其是當下社會收入差別擴大，人群貧富分化嚴重，稍有疏失就有引發社會群體事件的風險。”
如何安置下崗職工？韓康認為應該有兩種互補的舉措，首先是企業破產不保企業只保職工，就需要有國家的基本投入，中央財政已經拿出了１０００億元專項投入，力度雖大，但這些錢只管安置、不管發展，安置以后怎么辦？只能依靠擴大市場就業解決問題，這就要求政府進一步放松市場管制，特別是放松中小企業和小微企業的市場管制，使其獲得良好發展，讓下崗職工能在比較寬裕的就業環境中繼續就業。如果只有短期安置而無積極再就業，職工下崗問題就不會得到完滿解決。
韓康指出，現在不能什么事情都往供給側改革方面套，比如講“去產能、去庫存”，可以用供給側改革的方式做，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做，用不同的方式“去產能、去庫存”，會導致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目前國內大城市房價大幅攀升，新一輪銷售熱潮迭起，輿論普遍認為這是房地產去庫存的特大利好消息。然而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個高位房價和市場熱銷，并非是所謂購房“剛需”主導拉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些投資機構的資本信貸炒作支撐起來的。這樣的去庫存，全國不少城市樓市出現暴漲，各房地產交易中心再現排隊搶房熱潮，這很可能會使今年一季度或二季度增長有所抬頭。刺激短期增長有效，但是否符合結構性改革的要求、能否可持續發展、是否有利于改變房地產市場的供求失衡，就另當別論了。
韓康進一步分析說，通俗地講，需求側就是“買”，主要是居民家庭的購買，供給側就是“賣”，主要是企業廠商的售賣。供給側的改革，就是要在市場總體層面上，讓企業廠商的售賣和居民家庭的市場購買相互匹配，做到“買賣對路、供求平衡”。現在商品房市場有沒有做到“買賣對路、供求平衡”呢？我國有五個社會收入階層，即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和高收入階層。現在大城市的房價這么高，誰來買和炒？主要是高收入、中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偏中高的人群，可稱之為兩個半階層。這兩個半階層特別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階層，人數并不占多，但所占社會財富比例極大，買賣和炒作商品房的能量巨大，在一些金融投資機構的推波助瀾下，完全可以把國內房價炒起來，掀起新一輪房地產銷售高潮，這樣可以大量消化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等過剩產能，造成新一波繁榮。如此增加房地產的供給，難道不是埋下未來發展的“定時炸彈”嗎？
那么，房地產應該怎么“去庫存”？韓康認為，政府應該在“用者寬、炒者嚴”的原則下，一方面對資本投資性、投機性炒房行為堅決管住，另一方面對解決更多社會人群的住房問題，采取新的發展思路。
韓康解釋說，“用者寬”針對有住房使用需求的家庭二套房以內的購買，還有放寬的余地。他認為：“對于一個居民家庭來說，第一套房子是自住房，原則上不應納稅，第二套房是改善房，帶有一點兒家庭投資的意思，可以收輕稅。第三套房以上就一定有投資性質了。一個家庭買第三套房，其目的不外乎房價升值或是出租收息，屬于資本所得，當然要納稅。”韓康說，在房地產稅沒有出臺前，對購買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炒房”現象，必須加以制約和限制，對于類似“溫州炒房團”購買整座樓盤的純粹資本性炒房，要堅決管住。
重點把握好制度供給這個龍頭
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供給體系質量效率提升方針，體現了經濟工作和宏觀調控新思維。政府調控職能在于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動態平衡，但是過去經濟理論與調控實踐中討論得最多的是需求管理，這是一種總量型反周期的管理，而供給管理更多是著眼于中長期和全局發展，從不同角度考慮結構優化、實施區別對待、突出重點、協調匹配等，不過卻被長期忽視。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已經進入新常態，繼續使用需求管理的調控手段和作用空間已明顯受限，亟須注重在整個經濟體系的供給側，以正確把握和改善環境、機制。客觀而言，當下中國推行的供給側改革，不是貼標簽式的選擇新概念，而是實行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理論密切聯系實際”的轉軌創新；不是否定需求側意義作用和簡單搬用美國供給學派以減稅為主的思路，而是借鑒中外所有需求、供給管理經驗又側重于供給體系建設的系統工程；不是搞“新計劃經濟”，而是在堅持市場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場和有為、有限政府相結合，實現守正出奇的現代化追趕、趕超。其核心內涵，是以改革攻堅克難為關鍵來解放生產力的長期行為。
對于中國供給側改革，關鍵的供給首先就是制度供給，政府通過“政策供給”引導結構優化，通過“制度供給”激發增長潛力釋放。當前，中國發力供給側，涉及應對資源環境矛盾壓力，以及走向現代國家治理必須面對與解決的結構調整、收入分配等相關制度建設等一系列挑戰。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就是要把“讓市場充分起作用”作為政府的重點工作。具體表現為，只要經濟在可接受運行區間內，政府絕不貿然啟動大規模刺激方案，這一點非常必要。按照全面改革取向，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只要在可接受的就業水平之上和物價之下，就應讓結構調整在市場力量主導下淘汰落后、過剩產能。政府約束自己的作用、推進放權這樣的改革，事實上會受到很多阻力與困擾，但堅持這一要領事關全局、事關長遠。
大家都意識到經濟運行中有矛盾的累積和凸顯，而化解矛盾特別需要做的是，結合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在供給側區別對待，突出經濟手段為主的機制，這個機制要作系統化的創新。
傳統的需求管理在“三駕馬車”框架下，強調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三大方面的分別認知，這一框架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其局限性，需將消費、投資和出口需求聯通到消費供給、投資供給和出口供給，對應地成為各自需求的滿足狀態，所以必須重視從需求側“元動力”引發的供給側響應、適應機制，即其相關的要素配置和制度安排動力機制的優化問題。只有通過這種對需求側“元動力”作出響應的供給側結構性動力機制的優化構建，才能促使經濟增長的“動力體系”渾然天成又升級換代。
總體而言，中國現在最主要的發展理念、排在第一動力位置的創新驅動，實際上就是要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相結合，而三層互動里面最關鍵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給為龍頭的全面改革階段的攻堅克難。也就是說，引領新常態，關鍵要靠兩大要素：科技和制度，這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對沖下行因素，打造發展升級版，在改革中解除供給抑制、放松供給約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