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的跨越呈現地區性的梯度差異,環境形勢整體處于不均衡發展階段。一些地區環境質量逐漸改善,一些地區則處于環境質量惡化階段。總體來看,大部分東部省份已經越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多數中部省份處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峰值階段,而西部省份大都位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的左端,處于經濟增長與環境質量惡化的矛盾階段。
四、當前正處于主要污染物排放的高峰平臺期,離環境質量轉好仍有一段距離。將各類污染物疊加考慮,如果環境政策措施實施得力,傳統污染物下降趨勢加快,新型污染物的增長趨勢大幅放緩,主要污染物疊加峰值有望在“十三五”中期到達。這樣從“十二五”中前期到“十三五”中期是主要污染物排放疊加的高峰平臺期,處于傳統和新型污染物此消彼長的相持階段。同時,東部省份雖已經越過拐點,但大都離峰值較近,還未進入污染物排放快速下降通道。隨著中西部地區省份逐漸接近峰值,從現在到“十三五”中期依然是中國環境質量惡化的最高階段,離環境質量轉好仍有一段距離。
基于國際經驗事實的中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判斷
課題組進一步基于污染物排放驅動因素框架,總結美國、日本和韓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的基本特征,參照這些國際經驗判斷中國當前是否具備到達污染物排放拐點的經濟特征。基于數據的可得性,主要以美國、日本和韓國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趨勢為依據進行拐點特征的經驗總結。基本結論如下:
一是主要污染物排放會持續大約10年左右的高峰平臺期。一方面,某一污染物可能會經過一段時間的峰值期才呈現快速下降趨勢。二氧化硫排放的峰值期,美國是3年,韓國是6年。氮氧化物的峰值期,美國是9年,韓國是兩年。另一方面,不同污染物峰值次序出現導致污染物疊加峰值持續較長時間。以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為例,通常二氧化硫的拐點到達時間較早,氮氧化物的拐點到達時間較晚。兩者間隔時間分別是美國8年、日本4年、韓國12年。
二是污染物排放、環境質量改善和能源消費峰值三者的拐點一般先后次序到達。根據發達國家經驗,污染物排放峰值最先出現,隨后環境質量開始好轉,最后才達到能源峰值。對于能源消費拐點,美國、日本分別在2007年、2004年達到頂峰,分別相對于二氧化硫排放拐點滯后34年、37年。韓國尚未到達峰值,已經滯后于二氧化硫排放拐點24年。以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30%和40%分別作為環境質量轉好的拐點來判斷,美國和韓國二氧化硫排放減少30%分別用了14年和8年。而氮氧化物排放減少30%,美國和韓國分別用了26年和8年。
三是拐點發生時,經濟一般呈現出驅動污染物減量化排放的特征。根據國際經驗,拐點發生時通常具有以下經濟特征:(1)處于經濟增長速度由快轉慢的過渡期。以二氧化硫拐點為例,美國、日本和韓國拐點前10年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5.2%、9.8%和10%,拐點后10年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3%、5.6%和6.3%。(2)污染物排放峰值通常發生在工業增加值比重峰值之后。在二氧化硫排放拐點處,美、日、韓的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別為25.6%、42.4%和38.2%。(3)城鎮化進程進入緩慢階段。二氧化硫排放拐點處,美國、日本和韓國的城鎮化率分別為73.6%、67.9%、75.8%。(4)化石能源比重呈現快速下降趨勢。在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排放拐點處,美國、日本和韓國的化石能源比重均處在90%~95%之間。拐點之后,化石能源比重的下降趨勢加快。(5)通常伴隨著標志性環境政策的出臺。如1970年美國的《空氣清潔法案》、1968年日本的《大氣污染防止法》、1990年韓國的《環境政策基本法》。
四是中國基本具備了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發生的經濟特征。通過將中國當前的經濟特征與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可以發現除了城鎮化水平之外,其他經濟特征中國均已呈現(見表1)。城鎮化水平的滯后可能會導致中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拐點的扁平化和波動性。
綜合結論
基于統計數據和國際經驗比較分析結論,分別從污染物層面、整體層面和地區層面對中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跨越進行綜合判斷如下。
一、分污染物判斷
在大氣污染物方面,根據數據擬合,人均二氧化硫排放在2011年達到峰值。隨著工業增加值比重到達峰值,其主要來源的火電和鋼鐵行業產量增長趨緩和到達峰值,二氧化硫排放已經進入持續下降通道,且趨勢愈加明顯。數據擬合結果表明人均氮氧化物在2010年達到頂峰,但下降趨勢緩慢。考慮到機動車源氮氧化物排放比重和排放量的上升趨勢以及經濟增長波動的影響,其很可能在“十三五”期間呈現短期的反復或表現出震蕩式的緩慢下降趨勢。煙粉塵和PM10的排放一直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中西部地區逐漸進入快速下降通道。PM2.5和揮發性有機物目前仍然呈現緩慢上升趨勢,尚未到達拐點。考慮到這些污染物正逐步納入環境監管目標,治理力度不斷增強,這些污染物可能在“十三五”時期進入峰值平臺期。
在水污染排放物方面,統計數據擬合結果顯示,人均化學需氧量和氨氮排放的峰值分別于2012年和2009年到達,但是總氮、總磷、石油類和揮發酚這4類污染物的排放并未呈現出與經濟發展的“倒U”關系,其中總磷、石油類污染物的排放呈現出上升趨勢。考慮到城鎮化過程中城鎮生活污染排放比重的上升以及農業源的污染物排放逐漸到達峰值,這些污染物可能在“十三五”期間進入峰值平臺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