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石油上游業持續發展。國內原油年產量由1.04億噸增長至2.15億噸;天然氣年產量由137億立方米增長至1400億立方米以上;境外權益油由0增長至1.5億噸，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40年中，石油業始終不忘解放和發展生產力、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初心，立足上游業“高風險、高技術、高投入、長周期、高回報”的特點，從解決投資、技術、機制體制等一個個具體問題入手，迎難而上、積極探索，努力學習借鑒世界先進科學技術和現代管理，一步一個腳印前行，久久為功，鑄就了今日的輝煌。筆者有幸親歷了這段難忘的歲月，謹將感受最深的幾個關鍵事件記錄下來，作為今后改革的借鑒。
“一億噸原油產量包干”與調整原油價格
1978年，我國原油年產量突破1億噸，成為世界上主要產油國之一。由于新增儲量接替不上，到1981年原油產量下降了500萬噸。當時，有專家認為，年產水平只有降到8700萬噸左右，產量才能穩住。當年，出口原油是我國創匯的主要來源，原油減產給完成國家五年計劃出了個大難題。經過深入調研，國家采納了石油部門建議，自1981年起對石油行業實行“一億噸原油產量包干”政策，石油部門在完成一億噸產量指標后，超產油和節約的自用油用來出口，國內外油價差額絕大部分留作石油勘探開發基金。1981年至1985年，依靠這項政策共籌措基金117.3億元，相當于同期國家石油投資的93%。加大了投入，增加了實物工作量，新增儲量多了，原油產量也止跌回升，1985年原油年產量達到了1.25億噸新水平。
相當長時期內，我國國內原油價格遠低于國際油價。以1980年為例，當時1噸原油國際價260美元;國內價35.7美元，后者僅為前者的1/7。1983年起，石油上、下游分屬國家不同部門管理，于是上游業每年有150億元左右的“政策性虧損”，這種價格背離價值的狀態影響了上游業發展。“七五”(1986-1990年)期間，上游業實際投資額僅為計劃的一半，儲量指標因而只完成了七成。察覺到這個問題后，國務院派調查組深入現場商討對策，逐步調高了國內原油價格，1994年實現了與國際油價并軌。
我國石油地質條件之復雜舉世公認。新中國大規模勘探開發實踐證明，我國油氣儲量增長與投入的實物工作量正相關。正是先后得益于“一億噸原油產量包干”政策和調整油價，石油上游業的投入有了保障?？萍歼M步加上日益增加的實物工作量，使我國自“六五”(1981-1985)以來始終處于油氣儲量高增長期，油氣產量也相應持續增長。
當前，我國石油勘探程度既不充分，也不平衡。實際情況和某些院士專家的油氣資源枯竭論斷相反，我國發展上游業還有很大的空間。
根據國土資源部2015年全國油氣資源評價和儲量公報，我國常規油氣資源探明率分別不足四成和二成;我國油氣資源區已頒發勘查開釆許可證進行工作的面積僅占其一半。我國和美國相比，二者有利的勘探面積相近，但是勘探投入相差懸殊。以每年完成的探井為例，美國1938—1998年，60年間平均每年完成8680口;而我國一般只有1000—2000口;投入最多的近10年，平均每年完成的也只有3464口。
我國東部油區，經過六十多年大規模開發，被認為是“老油區”，但即使在探井密度達到4平方千米一口井的遼河坳陷和濟陽坳陷，近期仍有重要發現。勝利油田公司更是在濟陽坳陷里創造了連續二十多年新增石油探明儲量每年超一億噸的不俗業績。
認識一個地質體常常需要多次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過程，歷時往往幾十年。遼河興隆臺潛山內幕油藏，冀中牛東與廊坊河西務潛山油氣田，是近年重大發現，三者都是40多年鍥而不舍攻關的結晶。
我國的海域工作程度更低，渤海平均87平方千米、珠江口平均582平方千米才有1口探井。近10年，我國全部海域平均每年完成的探井也只有區區92口。
美國石油上游業的發展史，是“梅開二度”的歷史。上世紀七十年代油氣產量達到峰值，隨后下降;九十年代后期，由于科技進步，“非常規油氣”開發取得成功，油氣產量雙雙再次回到峰值。近幾十年來，美國80%以上的儲量增長來自“老油區”，非常規油氣增長主要也來自“老油區”。這個規律我們應該重視，在積極開拓新區、新領域的時候，千萬不要忘了“老油區”的持續發展。當前，我國石油上游業正在努力攀登“第一座高峰”，同時，高度關注和汲取美國開發非常規油氣的理念、技術和方法，以拓寬工作領域，提高工作質量，加快發展速度。
基于上游業“長周期”和油價有漲有跌的特點，以及我國石油上游業良好的發展前景，國家應利用“特別收益金”和低油價時期進口油氣節省的部分款項，設立“石油勘探開發基金”，“以豐補欠”，保障石油上游業年年有足夠的投入。
“引進來”與“走出去”
據國土資源部資料，山地、海域和戈壁沙漠地區的油氣資源，在全國油氣資源中分別占六成和七成多。對這些領域，自20世紀五十年代起就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探索，苦于技術手段限制，成果不大，而且屢屢因突發自然災害造成人員傷亡。
1983年起，石油部用“一億噸原油包干”留成外匯，引進大型計算機、數字地震儀、測井儀等先進勘探裝備，并雇傭法國和美國地震隊和測井隊，加強我國西部山地、大漠區的技術攻關。1989年中國石油天然氣總公司以“兩新兩高”方針(即采用新工藝技術、新管理體制，實現高水平、高效益)，展開了塔里木石油會戰，以大山、大漠為主體的西部油區勘探開發進入了一個嶄新階段。
1982年1月，國務院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合作開采海洋石油資源條例》，2月成立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加快了開發海洋油氣的步伐。
改革開放使石油業多年“上山下海進大漠”開發油氣的夙愿變成了現實，促進了油氣生產。與此同時，通過合作，我們迅速縮小了與發達國家在科技及管理上的差距，初步熟悉了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并逐步按此去改進和完善自己的資源經營和管理。
1986年起，我國先后頒布了《礦產資源法》《石油及天然氣勘查、開采登記管理辦法》及相應的細則。1987年我國對自己境內的油氣勘查、開采活動實行依法登記和頒發許可證制度;1988年首次在自營區通過競標選擇項目作業者;1985年建立了全國油氣儲量評審制度……這些實踐為日后的“走出去”打下了基礎。
由于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內油氣產量增長日益難以滿足需要。自1993年起，我國又一次成為石油凈進口國。國家審時度勢為石油業制定了“國內為主、國外補充”，“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的發展方針，石油上游業開始“走出去”。截至2015年上半年，經過二十多年拼博，我國已在51個國家168個項目上作業，作業油產量2.9億噸，權益油產量達到1.4億噸。
無論是“引進來”還是“走出去”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中石油塔里木石油會戰，原期望很快拿下重大成果，實際上艱苦求索10年，才發現了克拉2大氣田，連同中石化發現的塔河大油田，才算向國家交了一個初步答卷。
海域第一輪、第二輪對外合作區塊招標得到國外石油公司的熱烈響應。由于前幾批探井沒有取得理想結果 ，九十年代初期海域勘探出現了低潮。面對外國石油公司及其合伙人的質疑，筆者曾代表國家資源管理部門，以多家外國公司進行過工作并放棄的區塊自營后發現一系列大油田的事實，回應道：“外國石油公司，尤其是那些大石油公司，勘探成果不理想的主要原因，并不是中國‘貧油’，也不是沒有把好區塊出讓給他們，而是他們對中國石油地質規律有一個摸索和熟悉的過程，他們對中國油氣資源進行技術經濟評價的‘門檻值’遠高于其本國的標準，因而縱然有油氣田存在，也一時找不到或采不了。” 后來，海域實行對外合作和自營并舉的方針，經過20年不懈努力，2010年，中國近海年產原油4160萬噸，天然氣98億立方米，初步實現了建成“海上大慶”的目標。
實踐證明，面對中國獨特而復雜的石油地質條件，光有“洋槍洋炮洋辦法”，不結合中國實際，不足以迅速地取得重大成果。“走出去”也相似，凡是在國內積累了豐富石油勘探開發實踐經驗的公司，或者自身雖無這方面經驗卻重視依托國內油田和相關研究院所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公司，通常比單純依靠外國專家的公司容易取得更好的成果。但是，在實踐中，如對非常規油氣項目的選擇、對各種合同的條款，尤其是經濟條款，我們應當深入調研，仔細推敲，避免落入陷阱，支付過高的“學費”。
“眾人拾柴火焰高”
世界上沒有相同的地質體、相同的油氣田，也沒有相同的含油氣盆地。因而，每一次勘探開發實踐都是探索和創新。歷史悠久的石油生產國的經驗表明：多一些實踐主體，多一些不同的工作思路，走“眾人拾柴火焰高”的發展道路，可以增加投入、降低風險、提高成效。
上世紀七十年代，隨著工作程度的提高，我國石油上游業面臨的工作對象日益復雜，“低品位”油氣儲量占比增加，為了提高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在堅持科技進步的同時，也在不斷地探索機制、體制改革。
位于我國中部的卾爾多斯盆地，是我國陸上面積僅次于新彊塔里術盆地的第二大盆地。1905年開始勘探，證明是一個油氣資源豐富的油氣區，也是一個以“低豐度、低滲透和低產”的“低品位”油氣資源為主體的油氣區。“井井有油，井井不流”是這里前七、八十年代生產狀態的生動寫照。
1973年，根據周恩來總理“支援革命老區，制定扶貧政策”的指示，石油主管部門加大了對延長油礦的扶持力度，期望為開發“低品位”油氣資源另辟蹊徑。1982年與陜西省共同為油礦制定了“自力更生，以油養油，積極發展，量力而行”的發展方針、“六五”末年產油15萬噸的目標、實行“產量包干”和財政補貼政策，并動員全國各油田大力支援延長發展。1986年將直羅和下寺灣兩個油田無償劃撥給延長油礦，以夯實其發展基礎。對剛剛萌生的地方鉆采公司給予了極大的關注，為避免重蹈美國石油業早期“掠奪式開采”的覆轍，建議陜北所有的鉆采公司都納入延長油礦旗下，實行統一管理。
1993年在“全民經商潮”席卷下，形形色色的投資者涌入陜北開發石油，十年間共打井21485口，2002年產油451萬噸。其中，私人企業1039家，打井4473口，年產油約100萬噸。由于礦業秩序混亂，浪費了資源又破壞了生態環境，2002年起國家有關部委與陜西省聯手進行整頓，形成了14個縣級鉆采公司，和延長油礦共同組成集團公司。集團公司抓住了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在境外上市，實行“主輔分離”的歷史機遇，實行“拿來主義”，充分利用“三桶油”的技術服務力量，在迅速上產量的同時大大提升了工作水平。2007年，原油產量突破1000萬噸，成為我國第四大油公司。
同一時期，同在鄂爾多斯盆地工作的中石油長慶油田公司對“低品位”油氣資源鍥而不舍地技術攻關和經營機制體制改革，典型的例子是安塞油田和蘇里格氣田的開發。安塞油田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該盆地首次發現的億噸級大油田，是一個“三低”的“低品位”油田。三家西方石油咨詢公司均做出“無開采價值”的評價。然而通過技術攻關，最終成了年產油300萬噸的大油田。蘇里格氣田是我國首次發現的萬億方級儲量大氣田，也是一個“三低”的“低品位”氣田，初期認為開采價值極低。在持續技術攻關的同時采用“一加五”模式，構建“內部競爭”機制，即以長慶油田公司為主體，在統一部署、統一標準下，中石油其它五個單位參與開發，產量歸長慶，經濟收益六家按比例分配。在實施過程中，大量地使用了民企作業隊，進度加快了，成本下降了，年產氣量很快突破了百億方。
在延長油礦、長慶油田公司和中石化華北油田公司的共同努力下，2015年鄂爾多斯盆地產油3779萬噸，產氣427億方，成為我國第二大油氣區。筆者2005年就曾撰文指出：是“資源、技術、油價和機制體制改革”共同創造了百年老油區近期騰飛的奇跡。
世紀交替前后，全國涌現了眾多各種所有制的中小油公司。本世紀頭4年，為了完成中石油和中國工程院油氣發展戰略課題，筆者曾對這些油公司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調研，結論是：發展中小油公司有利于“低品位”資源充分利用，有利拿下“久攻不克”油區，有利于已廢棄油氣田“起死回生”，有利于開拓新的勘探領域，有利于增加就業崗位;有利于回收“落地油”。為了高效利用油氣資源，國家需要由各類大、中、小油公司有機組成的“完整產業鏈”，而不是某個極端。其實，通過“引進來”，外國大、中、小油公司參與我國境內的油氣開發，也是“眾人拾柴火焰高”的一個組成部分。近期，全國兩輪頁巖氣區塊招標，新疆油氣礦權改革試點，黔北頁巖區塊拍賣……表明改革還在路上，探索仍在繼續。為了成功深化政革，以往實踐中的經驗教訓值得汲取：
一是鑒于陜北十年“石油潮”走過的彎路，我國黃金、煤炭“有水快流”造成的惡果，石油礦權還應繼續執行“特定礦種、一級管理”為宜，但可以“多級監管”。礦權放開的力度應與政府執政的能力相適應，避免重走“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老路。
二要尊重石油上游業規律。引入業外資金，政府部門有責任引導投資者“由易到難”，一步一個腳印地向前走。全國頁巖氣第二輪招標，雖然中標公司承諾了128億元投資，但是這些公司一上手就面對難啃的工作領域，遲遲見不到成果，客觀上就會挫傷人們走“眾人拾柴火焰高”發展道路的積極性。
“政企分開”
4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一直圍繞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決定性作用”目標而努力。首先，通過“政企分開”，以石油部機關及隸屬的油田單位、地礦部的石油勘查單位為基礎，組建了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骨干油公司，培育了延長、中化等一批中小油公司，使市場有了企業法人和行為主體。其次，通過上市等措施進一步完善了現代化公司制度。經過幾十年的努力，三大骨干油公司已經成為名列全球前列的跨國公司。其它油公司在油氣開發中也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在發展石油上游業過程中，人們日益感受到市場這只“無形的手”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同時卻感到政府這只“有形的手”的作用發揮不夠，不能“集中高效統籌全局，實實在在謀劃未來”。
一是在一些全局性、長遠性、關鍵性的戰略問題上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路線圖。
節約高效利用油氣資源是中國的基本國策。但是自1988年撤消石油部以來，目前的政府主管部門在提高采收率、積極動用80多億噸探明未開發石油儲量(大體相當全國十年累計探明儲量)這兩個最現實的提高經濟效益領域，基本沒有作為。在穩定東部老油區這個戰略問題上也局限于喊喊口號。在上游業的發展方向上，厘不清“戰場與戰場”、“階段與階段”的關系，抓不住實現高質量發展的“牛鼻子”，時而“煤層氣熱”，時而“頁巖氣熱”，既不知彼，也不知已，致使規劃的產量目標屢屢落空。
二是執行“國內為主、國外補充”，“兩種資源、兩個市場”發展方針缺少統籌與前瞻。
低油價時期，由于在技術上和政策上缺少預案，因而不能充分利用這個歷史機遇，在多用國外油氣的同時，積極進行供給側改革，主動地、更多更有效地保存國內富集高產油氣資源，夯實國家能源安全基礎。
在“走出去”過程，沒能幫助企業選準主攻方向，避免政治和金融風險。高油價時期，油公司過多的投資境外非常規油氣項目，而且對項目合同的金融陷阱缺少研究和預設應對措施，造成了眼下“騎虎難下”的被動局面。
三是對國有骨干油公司領導干部的選抜、監督沒有盡責。不過，十八大以來通過“打虎拍蠅”、“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情況有了明顯改善。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很多，主要是對市場經濟認識存在誤區，忽視了“有形的手”的重大作用?，F有的法律法規，對石油上游業的特性考慮不夠，尤其對石油開發階段缺乏調適能力。能源主管部門變動過分頻繁，而且未能在認真分析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用法律來確立新主管部門的職責和權力。機構重組時，原有主管部門的骨干很少進入新部門，影響了工作連續性。新的主管部門對石油業缺少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
美國油氣礦權管理自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一直由內政部負責。最重要的油氣生產地德克薩斯州由鐵路委員會管理。有力地制止了“亂開濫采”，實現了“由大亂到大治”的轉變。美國保持政府管理機構長期穩定，“重實不重名”的做法值得鏡鑒。
2017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關于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進一步明確了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總體思路和主要任務。強調了在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同時，要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
40年來，改革開放促進了石油事業不斷發展，作為一名“老石油人”，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都在增長。勝利召開的黨的十九大，標志著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進入新時代，開啟新征程。在歷史的關鍵節點，回顧走過的路，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有助于加深對十九大精神的理解，有助于十九大各項戰略部署的落實。我堅信有著“愛國、奉獻”傳統的我國石油業，在新征程中一定會勇于探索，努力創新，為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做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中石油咨詢中心咨詢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