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16年，人類活動導致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高出1℃，并正以每10年0.1～0.25℃的速度增長，留給人類的溫室氣體排放空間越來越少。一種資源只有當它具有稀缺性時，才具有交換價值，才能成為經濟資源。碳排放權交易體系就是通過設定排放總量目標，確立排放權的稀缺性，發揮市場在溫室氣體減排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碳排放權交易可以突破時間和空間限制，使碳減排發生在邊際成本最低的主體，以較低代價實現排放控制目標，并充分體現“誰排放誰買單、誰減排誰受益”的環境治理基本原則。

目前全球氣候治理處于“三缺口”狀態

巴黎氣候大會突破了各締約方長期爭論的歷史責任、資金安排和減排約束等問題，把世界各國的注意力重新聚焦在氣候變化問題的嚴重性上來，并勾勒出全球環境和發展的新秩序，重構了全球氣候治理模式。但是，美國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使得全球氣候治理的前景略顯黯淡，也使得后巴黎協定時代的全球氣候治理面臨著減排、資金和領導力等諸多棘手問題。

一是減排缺口仍然較大。有研究表明，即使國家自主減排貢獻方案全面實施，到2100年，全球氣溫升幅仍將達到2.6～3.1℃，無法完成《巴黎協定》提出的2℃的溫控目標。如果進一步實施1.5℃溫控目標，那么在2050年左右就必須達到近零排放，比實施2℃溫控目標早10-20年。可見，目前的減排力度還存在較大缺口，需要進一步增強。

二是資金短缺進一步加劇。《巴黎協定》第九條第一款明確提出，“發達國家締約方應為協助發展中國家締約方減緩和適應兩方面提供資金”。根據歷史排放量等指標核算，美國本該是最大的資金來源國，但其終止了履行資金援助的責任，也使得其他發達國家繼續提供資金的動力下降。研究表明，2030年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資金需求總量將達到4740億美元，在目前1000億美元還沒落實的情況下，全球氣候融資的缺口在進一步擴大。

三是領導力的構成發生顯著改變。隨著發展中國家碳排放量的逐漸增大和國力的日益增強，參與全球氣候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顯著提升，加之氣候變化的全球外部性等特征，使得大國治理范式無法在氣候變化領域取得顯著成效。同時，每類國家參與全球治理的利益訴求存在較大差別，最不發達國家是獲得資金補償和適應氣候變化;新興經濟體是產業結構升級和環境效益;發達國家是獲得綠色低碳技術優勢和主導國際進程。在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背景下，歐盟在忙于恢復經濟和解決難民問題，中國仍然很難單獨承擔起領導者的角色，全球氣候治理的領導力缺口反而更加嚴重。

中國碳市場啟動對于全球氣候治理的意義

《巴黎協定》在建立多邊、分散決策的全球治理體系方面具有里程碑意義，但其實施過程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締約方的自覺行動。當年小布什政府以保護本國產業競爭力為由拒絕簽署《京都議定書》;特朗普政府以相同的理由退出《巴黎協定》;歐洲議會駁回了其環境委員會提出的增強碳減排目標的提議。這些因素使得全球氣候治理的國際環境日趨復雜，部分國家的信心出現一定程度的動搖。中國碳市場的啟動為全球氣候治理打了一針強心劑，必將增強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決心，也是對發達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努力程度的鞭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各國對碳排放權交易這一制度本身的信心。

首先，提振了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決心。大部分發展中國家的首要任務仍然在于發展，與聯合國提出的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相比，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發展低碳經濟仍然屬于重要目標。盡管，有些可持續發展目標與溫室氣體減排之間是相互促進的，但是有些是相互沖突的。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仍處于工業化后期階段，產業結構、能源結構和運輸結構尚未完成根本性的轉型，經濟增長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仍然面臨巨大挑戰，同時也面臨著較強資源環境約束。因此，中國必須走出一條有別于發達國家發展歷程的新路，必須把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作為同等重要的目標，深入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碳市場無疑是實現“雙贏”目標的重要手段，因此被寄予厚望。中國碳市場的啟動向其他正在經歷快速工業化或即將進行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表明，發展綠色產業，走低碳發展之路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無法逃避的必然選擇，從而增強其應對氣候變化的信心和決心。

其次，鞭策發達國家提高氣候變化的努力程度。根據共同但有區別原則，發達國家理應承擔更大的減排責任。但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后，發達國家出于對自身經濟的關注，無暇顧及氣候變化，放松了自身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努力。中國作為快速工業化過程中的發展中國家都能夠主動承擔氣候變化責任，通過碳市場控制自身的溫室氣體排放，這對發達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程度無疑是一種鞭策。

最后，提振對碳排放權交易制度的信心。碳排放權交易體系作為成本最小化政策工具，曾經被世界各國寄予厚望，但在歐盟推行10多年來，其表現使得無論是理論界還是政策界對這種政策工具的信心打了折扣。因此，國際社會普遍期望中國碳市場能夠吸取歐盟碳市場的教訓，完善頂層設計，從根本上避免歐盟碳市場價格信號失靈帶來的嚴重后果，從而增強很多國家對碳排放權交易這一政策工具的信心。

中國碳市場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氣候變化是21世紀人類面臨的最復雜挑戰之一，因為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置身事外，也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獨立應對，人類必須共同行動。但是，氣候議題往往被看成是爭取國際聲譽的重要陣地，實際行動中卻廣泛存在“吉登斯悖論”，各國都不愿意為自己的排放行為買單。中國作為世界第一排放大國和第二大經濟體，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應該承擔起應有的責任。

目前，全球約有40個國家或者地區和超過20個城市啟動了碳定價機制。《巴黎協定》僅僅在第六條第二款指出，“在自愿的基礎上采取合作方法，并使用國際轉讓的減緩成果來實現國家自主貢獻”，因此《巴黎協定》能否繼續發揮市場機制在控制溫室氣體中的積極貢獻，打造“碳市場2.0版”，從而刺激氣候變化領域的私人投資，仍是未解之謎。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應該利用自身建有全國統一碳市場的便利條件，積極推動國際化市場機制合作，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范圍內。具體而言，一方面，中國應該通過舉辦培訓班等形式，幫助發展中國家培養碳市場相關技術人才，并通過中國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基金等平臺，為“一帶一路”國家建立碳市場提供資金和技術援助。另一方面，增強政治互信，凝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愿景，并通過統一相關技術標準等手段，逐步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碳市場進行鏈接，建立具有國際意義的統一碳市場，從而更好地避免碳泄漏，以市場化手段促進綠色“一帶一路”建設，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更大貢獻。

總之，中國版的碳市場必將為全球氣候治理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