氣候問題越來越嚴峻地擺在全人類面前。一方面是因溫室效應引發的極端災害性天氣頻發，而且呈愈發嚴重的趨勢。另一方面，全球為應對這一問題所作出的努力卻鮮有成果。6月17日，2011聯合國第二輪氣候變化談判在德國波恩結束，同樣并未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作為年底南非德班會議前一次重要的協調會議，《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各國減排目標以及資金等核心問題仍舊游離于談判主題之外。

　　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潘家華表示，自《京都議定書》誕生以來，與其相關的爭議就從未停止，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第二承諾期的談判緩慢而艱難。在傘形集團（指除歐盟之外的發達國家，因其在地圖上的分布形似一把傘而得名）多數國家明確表示反對《京都議定書》的情況下，國際氣候制度或許正面臨著新的變革。

　　如何在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大背景下，公平分配排放空間，促進各國可持續發展以及保障每一個人的碳排放權益，潘家華及其團隊給出的答案是：碳預算方案。

　　該方案立足于地球村的每個村民理應擁有的基本碳排放需求，更好地體現了“共同但有區別責任”的原則，期望能夠在實現全球中長期減排目標的情況下，構建更為公平、有效的國際氣候制度。

　　2010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碳公平國際研討會上，德國、日本、印度明確認同并支持“碳預算”思路框架，認為是“后京都”全球氣候協定的正確思路。在2010年7月巴西舉行的“基礎四國（中印巴西南非）”部長會議上，與會專家的報告和部長會議宣言均高度評價“碳預算方案”的公平與可持續特性，要求進一步深化細化，成為一個可以操作的方案。潘家華對本刊記者表示，將這一方案上升至國家戰略以至于全球戰略，所需要的只是更多時間。

　　“德班會議”務實面對

　　對于年底的德班會議，中國沒有必要急于求成

　　近幾年全球氣候談判進程可謂一波三折，潘家華強調，氣候談判以及技術與資金等問題，都需要放在國際大背景和大環境中才能看得更加清晰。

　　目前，發展中國家的排放總量由當年不足世界排放總量25%，變為現今超過50%，因而使得發達國家一再強調發展中國家必需加入負擔減排承諾的行列。

　　另一方面，進入本世紀之后，以發展中的部分國家作為新興經濟體整體性突起，國際經濟格局也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美國占世界經濟比例由當年的30%下降到現在的27%左右，仍舊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歐盟所占份額則由28%降至如今的不足25%，整體上也在下降。日本從1990年到現在的20年中，則基本屬于原地踏步。

　　“溫室氣體排放格局、世界經濟格局以及政治格局均已發生深刻變動，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氣候談判仍然按照20年前約定的方式繼續下去，當前各國談判代表的心態，顯然不能同日而語了”，潘家華這樣說道。

　　矛盾的集中點之一，在于《京都議定書》的存廢。

　　“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促進和深化全球溫室氣體減排進程的重要共識，《京都議定書》可以說是全球為應對氣候變化走出的第一步，然而這一步卻走得并不順利”，潘家華表示，《京都議定書》談判花了兩年時間，讓其生效卻花了8年時間，此后仍不斷受到很多發達國家政界及學術界人士的非議。

　　在這樣一種背景下，2007年提出的“巴厘路線圖”期望能夠在哥本哈根會議上確定《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以保障在2012年第一承諾期到期后不會出現斷檔，但這一期望最終落空。

　　新的希望再度托付于2011年的“德班會議”，潘家華對此卻并不樂觀：“2009年之后，氣候談判進程又接連受到國際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以及今年日本地震海嘯核事故的打擊。另一方面，目前可再生能源相關技術尚未產生根本性突破。綜合以上因素，如果說期望在今年的南非德班會議上能夠達成新的氣候變化協議，或者確認《京都議定書》的第二承諾期，我個人認為這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年底的德班會議確實未能達成相關協議，潘家華認為主要責任仍在發達國家，因其缺乏減排意愿，并未率先垂范，也沒有在資金和技術上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實際行動。

　　“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經濟體，一個排放大國，其在國際事務之中的話語權正在不斷增加，但是尚未擁有足夠的控制權和領導力。所以我認為中國不具備推動談判進程的主導地位；何況即使有主導地位，中國也沒有必要犧牲中國自身的經濟利益，來推動談判進程”。潘家華進一步表示，中國的節能減排工作已經做得非常好，即便《京都議定書》因為談判原因而出現3-5年的真空期，對于中國來說并不可怕。所以對于年底的德班會議，中國沒有必要急于求成。

　　難解的技術與資金困局

　　一方面發展中國家對于技術和資金的要求合理，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在提供支援時確實存在困難

　　氣候談判進展緩慢，二氧化碳減排任務卻變得越來越緊迫。波恩談判中，前兩次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上提出的快速啟動資金及其他長期資金問題未獲實質性進展。中國氣候談判代表團團長蘇偉表示，從目前情況來看，2013年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援助資金還是零。

　　對于這一難題，潘家華向記者闡述了他的看法：“氣候談判的核心問題是減排，而減排就需要技術和資金。但是受到西方國家制度與認知的影響，在實質上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支援，要比想象中困難的多”。

　　以轉讓減排技術為例，潘家華解釋稱，技術需要資金，同時還有一個法律問題。政府本身并不是技術的開發和擁有者，而擁有技術的私營企業都有利益需求，因而目前已經實現的技術轉讓均是通過市場行為達成的。

　　對此，潘家華還提出了對于其后續進展的質疑：技術更新之后，發展中國家是否還要再次購買？此后的每一次更新，是否都要重復購買？“我個人認為，最初談判時要求發達國家無償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這一構想本身并不正確，這么多年來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正在于此。減排技術應該著重在自主研發，否則永遠只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

　　另一方面，潘家華明確表示，發展中國家提出的技術和資金要求，絕對是合理的：“第一，二氧化碳的歷史排放是由發達國家造成的，而受到氣候變化影響最大的是發展中國家，從這個意義上講，發達國家負有氣候債務，應當償還。第二，發展中國家在資金和技術能力方面比較欠缺，如果想要實現低碳發展，也必須要有外部的援助。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提出的這些要求，是全球聯手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的需要”。

　　一方面發展中國家的要求有理，另一方面發達國家的支援又有困難，在這樣的情勢下，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還能夠往前走多遠？

　　2.33噸：一個人的碳預算

　　“碳預算方案”希望能夠重新確立一種更加公平有效的國際氣候制度

　　談判進展艱難，資金與技術問題遲遲難解，為了破解這一糾葛的局勢，潘家華及其團隊提出了“碳預算方案”，以期重新確立一種更加公平有效的國際氣候制度。

　　潘家華向記者解釋稱，碳預算方案的原理很簡單：人類作為生物學個體，其基本生存需求是有限的，但是，人的欲望是無止境的。同時，地球的總資源也是有限的，這就決定了我們所要保障的，是每一個人的基本生存需求。

　　由此，潘家華的團隊提出了“人際公平”的碳排放概念，即每一個人所擁有的碳排放量都是平等的。此外，基于碳排放是一個過程而并非一個時點，碳排放總量的計算需要以一個時間段的累積總量為基礎。

　　經過科學測算，為了實現2050年相對2005年減排50%的目標，從1900-2050年的151年間，全球碳預算約為22725億噸CO2，以2005年全球總人口大約64.6億為基準，平均到每人每年的碳預算約為2.33噸CO2。

　　照此標準，多數發達國家不僅歷史欠賬嚴重，未來發展的碳預算額度也需要尋求更多保障，而發展中國家則多有盈余。這樣，碳預算的國際轉移支付就成為順理成章的事情。

　　具體來說，主要可以從3個方面予以實施：第一，國家內部的跨期轉移。出現歷史透支的國家使用其未來碳預算彌補本國歷史欠賬。通過這一方式，部分國家，如意大利、羅馬尼亞等，可以實現自身歷史碳預算的平衡。

　　第二，歷史預算赤字的國際轉移支付。通過國家內部跨期轉移尚不足以彌補歷史欠賬的國家，可與擁有碳預算盈余的國家進行國際轉移支付。

　　第三，保障未來基本需求的轉移支付。沒有足夠碳預算滿足未來基本需求的國家，同樣需要進行國際碳預算的轉移支付。

　　總體而言，欠發達國家的總體盈余、工業化程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的歷史盈余以及發達國家人口下降產生的“紅利”以及零碳技術優勢，均表明碳預算的國際和跨期轉移支付是可行的。

　　同時，碳預算方案也為解決資金難題提供了基礎。潘家華表示：“在滿足公平分擔減排義務和保護全球氣候的雙重目標下，產生赤字的發達國家向有盈余的發展中國家購買碳預算，后者的發展資金問題也就得到了解決”。

　　方案實施仍需更多磋商

　　碳預算方案在具體實施過程中，還需要確立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國際氣候制度

　　碳預算方案2008年在波茲南會議上正式提出，在國際上取得較大回響與支持。潘家華介紹稱，目前德國政府氣候變化顧問委員會已明確認可并推薦使用碳預算方案，印度和日本也提出了自身的碳預算構想。

　　當下，潘家華及其團隊正在爭取將碳預算方案最終上升至國家政策的高度。他表示，基礎四國已經把碳預算作為“后京都”的主要備選方案，在《京都議定書》前景堪憂的情況下，潘家華對“碳預算方案”的未來信心十足。

　　2010年春，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碳預算與氣候公平會議，提出為確保碳預算方案的有效性，必須建立相應的法律框架，設立全球統一的國際機構，監督并促進“碳預算方案”的執行。

　　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碳預算方案涉及初始分配、調整、轉移支付、市場、資金機制以及報告、核查和遵約機制等內容，需要建立一整套與之相適應的國際氣候制度，這些均需要通過更多國際談判與磋商才能予以解決。

　　潘家華表示，目前最大的難處，是發達國家作為碳預算的赤字國家，不愿意接受經過“購買”的方式，滿足其具有奢侈浪費性質的高排放需要。

　　對此，潘家華分析稱：“我們認為實際上這種購買并不會對發達國家造成很大困難：第一，碳預算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保障，無論是什么國家，應該保障其以較低的碳價提供供給。第二，發達國家的歷史舊賬也不如所想的那樣會帶來很大的資金壓力。由于技術的進步，現在1噸碳所產生的經濟收益及物質財富，遠比100年前產生的要大得多。第三，發達國家支援發展中國家的技術，可以抵扣一部分資金”。

　　潘家華最后總結說，一直以來，發達國家作為國際關系中絕對的強勢主體，無論是在政治上還是心理上，對于“碳預算方案”都有一種抵觸情緒。但由于國際格局已然發生改變，在新形勢下，只要給予時間，碳預算方案將會被更多國家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