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審理了我國第一起與氣候變化有關的合同糾紛案件，此案自去年立案以來，引起人們對我國氣候變化立法的關注，不少人認為應以此為契機，推動我國有關碳交易、碳稅等有關氣候變化的立法，希望以此為契機推動我國氣候變化的立法進程。我國在積極推動氣候變化法制建設的同時，首先要對立法的緊迫性有一個正確的判斷，并對立法的步驟和進程做出合理的安排。筆者就此案涉及的立法問題淺見如下：

　　第一，這個案件是我國第一起有關氣候變化的案件，但這類糾紛在我國并不普遍，而且法院處理得很好，并不缺乏判決依據，看不出司法與立法的不對稱。事實上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對待這類案件也并不指望著立法，照樣能夠做出判決。

　　第二，氣候變化的國內立法應當非常謹慎。氣候變化本身是一個非常復雜而又充滿不確定性的問題，這種復雜性和不確定性通過氣候變化的“風險預防原則”體現出來。所謂風險預防通俗地說就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這個原則因此而在客觀上受到法律的排斥，因為法律應當是確定的，而盡量避免出現對不確定的事物做出價值評判并規定權利和義務。

　　第三，越是有壓力，越要防陷阱。西方對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對我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施加的壓力已是公開的秘密，這種壓力來自歐盟和美國兩個方面，說法不同，目的一樣，都是想使中國與發達國家無區別地承擔碳減排責任。歐盟向中國開征航空器碳稅是在逼迫中國進入他們的游戲規則。美國在哥本哈根會議前眾議院以微弱多數通過了一個有關氣候變化的法案，立法上做出非常積極的姿態，但正當人們看好美國碳減排立法時，美國國會卻以一個新的法案替代原有法案，即一切從頭來，這是不是陷阱不好說，但著實忽悠了世人一把，足以引起我們的警惕。

　　第四，氣候變化尤其是碳減排問題，立法并不見得就一切都好，不立法也不見得就一切都不好，時機的把握至關重要。從國際立法層面來看，這方面的立法從來就是非常困難的，好不容易形成了一個框架公約，哥本哈根會議也沒有形成新的法律文件，這方面的立法至少目前來看事實上是西方在主導，因此我們的國內立法要非常小心，不必跟著西方的步子走，更不必攀比。在規范類型的選擇上，目前應當寧可保持在較靈活的政策規范層面，立法要看準了才可出臺?？梢灶A見的事實是，國內碳減排立法一旦出臺實施，必然加重企業負擔，加大行政成本。在我國目前環境污染欠賬多、節能減排壓力大，企業本已不堪重負，碳減排應量力而行，這本身也是有關國際公約留給我國企業喘息的空間，我們應當把氣候變化國際法上的共同但有區別的原則用足用好。

　　第五，對內要防止立法目標的選擇性。從目前我國主張加快氣候變化國內立法的具體主張來看，呼聲較高的是二氧化碳總量控制、碳交易市場準入控制、交易規則的制訂和解釋、等監督和管理規范。這些手段即使在國外也是新事物，它賦予了政府有關部門新的行政審批權，因而容易成為有關主管部門立法的選擇性目標，進而成為促進立法的行政推手。總量控制帶有計劃經濟的色彩，在環境保護法制發達國家并不被看好，歐美各國更強調環境標準和環境目標，要謹防這個手段的副面效應。至于碳減排國際公約雖有個階段性總量目標，但只在附件一國家即經濟發達國家實施，我國沒必要躋身其間而給自己規定個控制總量，如果規定了控制總量并法定化，無疑是偏離了我國既定的碳排放強度目標。

　　第六，借鑒美國的作法，注重地方立法，加強氣候變化立法的超前性研究，做好立法儲備工作。美國氣候變化各州地方立法積極，進程較快，也不至于因聯邦立法對外的效力而產生損害國家利益的問題。另一方面，美國國會在氣候變化立法上的激烈爭論有助于科學的論證進而保證立法的科學性，一些法案雖然沒有生效，但已經比較成熟，可供不時之需。此外，司法審判實踐亦具有重要的意義，在政策法律的制訂過程中應予以充分的關注。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市朝陽區法院的這一判例應成為我國氣候變化立法的重要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