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知名學者安東尼·吉登斯和馬丁·里斯聯名吁請國際社會，尤其是美、中、歐等主要經濟體攜起手來，盡快促成國際協定，減緩氣候變化。作為一名長期從事能源與氣候變化政策研究的發展中國家的學者，對此深表認同。呼吁需要得到積極響應，協議需要加速磋商；但更重要的，是要采取行動，考察實際績效。

　　關于氣候變化的科學認知，盡管有不同聲音，盡管認同不確定性，但鮮有嚴肅學者否認氣候變化的事實、未來嚴峻的趨勢和減緩行動的迫切性。盡管哥本哈根協議沒有獲得法律認可，但它所凝聚的國際政治共識是前所未有的，那就是：減緩氣候變化，將全球溫升幅度控制在不超過工業革命前2攝氏度水平。不論極端天氣事件是否與氣候變化直接關聯，這些事件給人們的警示是不言而喻的。我們需要立即采取行動，控制溫室氣體排放。

　　中國歷史上飽受氣候災害的肆虐，對保護全球氣候緊迫性有著深刻認識。1998年的全國性洪災、1954年的長江流域大洪澇、1879年長江流域千年一遇的洪災……生命財產的巨額損失，人們刻骨銘心。氣候災害頻次和強度增加，使我們認識到氣候安全的挑戰更為嚴峻。中國減緩氣候變化的決心，不僅僅是氣候安全需要，還有能源安全因素和可持續發展的考慮。中國目前的汽車擁有量不足歐盟、日本的1/10，美國的1/15，而汽車燃油的一多半源自進口。中國的石油儲量只夠11年的消費。我們可以進口，石油探明儲量還可能增加，但地球的絕對有限性，表明我們不可能無限增加原油供給。2008年，中國人均電力消費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不足美國的1/5。化石能源燃燒引發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健康損失乃至于生命代價，說明中國的減排，不僅僅是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

　　同時，中國需要通過發展來適應氣候變化。三峽大壩的防洪效用，成功攔截了2010年長江洪峰，保護了荊江大堤，維護了武漢安全。沒有發展，中國的氣候安全就沒有保障。許多發展中國家受極端氣候事件影響嚴重，欠發達不能不說是一個根本原因。發展所需要的能源中，富碳的化石能源最為廉價，是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國家的首選，中國也不例外。這也說明，中國在過去40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從不足世界平均的1/4，到目前超過世界平均水平，溫室氣體排放總量躍居全球首位，是發展驅動的。中國目前的城市化水平只有47%，工業化進程尚未完成，未來的發展任重道遠。顯然，我們不能走常規的高化石能源消耗的發展老路。

　　從嚴格意義上講，中國的低碳發展源于可持續發展，加速于應對氣候變化。改革開放以來，提高能效、保護環境、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發展農村戶用小沼氣、大規模植樹造林，以及計劃生育，對溫室氣體減排的貢獻極其重大。舉世關注的三峽大壩，每年提供的零碳電力相當于5000萬噸原煤，所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超過瑞士、瑞典兩個國家2008年排放的總和。2009年年底，中國政府向世界明確承諾，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的比重從當前的9%提高到15%，森林面積增加4000萬公頃，蓄積量增加13億立方米。溫家寶總理在哥本哈根會議上表示，中國言必信行必果。當前中國規模以上鋼鐵企業噸鋼的綜合能耗，已經好于經濟發展與合作組織的平均水平。風電裝機容量增長（絕對量和速率）幅度引領全球，太陽光伏設備生產全球第一，核電投資全球最大。

　　應該說，中國減排的行動與績效，許多發達國家遙不可及。中國也意識到中國排放的峰值尚未到來。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作為世界工廠，至少有1/5的排放隨產品出口，并沒有為中國人所消費。中國人均排放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但不足歐盟的一半、美國的1/4。美國可以由國會出面阻止美國承擔相應的減排義務，歐盟可以通過境外購買減輕內部減排壓力；中國為了完成“十一五”20%單位GDP能耗下降目標，一些地方政府強行斷電，企業停產，居民無電。中國的這一做法不可取，但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中國政府的決心。我們還要中國怎么做？

　　由此回過來再看安東尼·吉登斯和馬丁·里斯的公開信，我發現他們呼吁的內容似乎少了點、虛了點；對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要求，有些不切實際。中國在二氧化碳減排方面，一直努力做到極致；再做，似乎力不從心。但是中國沒有放棄。美國、歐盟、日本、澳大利亞，有資金、有技術、有人才，完全有可能而且應該率先垂范，將人均溫室氣體排放降到世界平均水平以下，從而給發展中國家的低碳發展做出榜樣，看到希望，增強信心。中國的溫室氣體排放，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且是全世界的挑戰。這就需要國際聯手，盡早達成國際協定。中國的態度是積極的，與發展中國家一起，致力于落實巴厘路線圖；哥本哈根未能完成，我們寄希望于坎昆；坎昆有阻力，我們致力于約翰內斯堡。我們不應放棄，我們不會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