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際能源署（IEA）發布題為《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可持續生產：主要經濟體及發展中國家潛力和前景》的研究報告，重新燃起人們對生物質燃料的熱情。但報告也指出目前第一代生物燃料由于影響糧食安全、生態環境及氣候變化，前景有限；而第二代生物燃料的商業化應用在技術、成本及路線選擇上還存在不確定性。本報記者就相關問題采訪國家《“十一五”燃料乙醇專項規劃》論證專家組成員、清華大學核研院新能源技術研究所副所長李十中教授。

　　生物質能和現有燃料體系最相融

　　中國能源報：和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相比，近年來生物質能源得到的社會關注度似乎要低很多？

　　李十中：我首先想強調一點，和其他新能源不一樣，生物質能源的使用在人類歷史上是最具傳承性的，實踐性最強的。從鉆木取火的時候起就有了生物質能源，只是后來有了煤炭石油，才把它冷落下來。

　　另一方面，生物質能和現有的燃料體系是最相融的，生物質能源作為石油化工產品的替代是最適合、最可行的，不需要能量形式的轉換，在現有的加油站就可以直接使用。其他的新能源，比如說風電就需要轉換，存在上網的問題。

　　目前使用的生物燃料主要是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燃料乙醇占85%以上。中國工程院《中國能源中長期（2030-2050）發展戰略研究》課題研究結果表明，我國石油缺口日益增大，從能源安全的角度考慮，將進口依存度控制在60%時，2020年需替代石油2000萬噸，2030年替代量為7000萬噸，目前只有生物質能源是最佳的替代選擇。

　　我想強調的是，一方面發展生物質能源需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對生物質能源的現階段技術進行客觀評價，技術發展到什么水平，就進行什么程度的商業化生產。

　　問題是可以通過技術解決的

　　中國能源報：國際上有很多環保機構質疑生物燃料的經濟性和環保性。你怎樣看待這個問題？

　　李十中：實際上，很多誤解是因為大家還停留在對以玉米乙醇為代表的第一代生物燃料的看法上。事實上技術在進步，很多問題現在通過技術都是可以解決的，包括“與人爭糧，與糧爭地”的問題。

　　生物質能從理論上說凈排放為零，形成二氧化碳的閉路循環，是環保的，而用化石燃料相當于把幾十億年前的生物質轉變成的碳釋放出來，影響氣候。當然生物質能源的生產也需要一些燃料，但是隨著技術進步，可以做到將生物質能源生產過程中能源的消耗和產出比縮小。今年6月10日歐盟發布了可持續生物質燃料標準。要求生物質燃料必須要減排35%的二氧化碳，才可以進出口，而且不可以破壞雨林、濕地和需要保護的土地來生產生物質能源，并且減排溫室氣體量要逐年增加，到2017年減排50%，到2018年減排60%。

　　中國能源報：你剛才提到技術的重要性。就生物燃料技術而言，現在一代技術、二代技術乃至三代、四代技術，各國都有所研究，目前我們國家的技術處于哪個層次上？

　　李十中：目前商業化生產的生物燃料主要是以玉米、甘蔗、食用油為原料的所謂“第一代”生物燃料，成本較高，并且減排二氧化碳能力有限，還可能影響糧食價格。而理想的以農林廢棄物和能源作物為原料的第二代生物燃料正期待著技術突破。用二氧化碳和海水合成油藻后生產的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被視作第三代生物燃料，也正進入中試階段；未來的第四代燃料將用二氧化碳和水直接光合成乙醇、柴油或其他高碳醇。

　　由于二代以上生物燃料技術不成熟，如何實現從第一代向第二代生物燃料過渡仍然是全球面臨的共同問題，甜高粱乙醇被國際公認是從糧食向秸稈類木質纖維素原料過渡的1.5代生物燃料。甜高粱桿適應性特別強，耐寒，耐鹽堿，使用邊際土地就可以，我國從海南到新疆都種過。

　　中國能源報：在你看來，根據我國的國情和技術狀況，現在應該選擇怎樣的技術路徑來實現燃料乙醇的商業化突破？

　　李十中：目前我們第一代技術應該完善，我們在玉米乙醇技術上和美國存在差距，但也不能把廠子關了，這些玉米不消耗掉還是不行，畢竟有一個供需平衡的問題。

　　另一方面，根據不爭糧爭地的原則，我們也在大力開發非糧生物乙醇技術，例如纖維素乙醇，把秸稈、草轉化為乙醇，但是還沒有成熟。

　　我們并不是沒有技術，我國在1.5代生物燃料技術方面已經國際領先。清華大學開發的ASSF法生產甜高粱稈乙醇技術已經完成中試，正在內蒙古做示范，發酵時間只需要24小時左右，而玉米需要55小時，乙醇轉化率為理論值的94%以上，高于玉米的91.5%，而且采用固體發酵技術，一次發酵，乙醇生產過程能量投入產出比高達1：23，每噸乙醇減排2.2噸二氧化碳。而且發酵以后產生的酒糟一半可以燒鍋爐，另一半可以做飼料喂牛羊，生產1噸甜高粱乙醇可產生2. 6噸飼料，相當于400公斤玉米。這樣也解決了爭糧爭地的問題。

　　根據我們的試驗數據核算，甜高粱乙醇成本僅為3500元/噸左右，按美國能源部可再生能源的模型是3950元/噸，而國內的玉米、木薯乙醇成本約5000多元/噸。

　　我國應明確生物燃料發展戰略

　　中國能源報：目前國際上發展生物燃料產業方面有哪些成功經驗可供我們借鑒？

　　李十中：很多國家已經意識到生物燃料的重要性，并制定了相關法規加以保障。美國2007年12月生效的《能源自主與安全法案》規定到2022年全國要生產和使用1.08億噸生物燃料（其中1.05億噸燃料乙醇），減少20%汽油消耗，這是美國唯一以法律形式規定可再生能源生產和使用量，而對其他可再生能源則只是規劃和計劃目標。

　　2007年3月的歐盟首腦會議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將占整個歐盟能源消耗量的20％，其中生物燃料占運輸燃料的比例至少要達到10％。

　　印度《國家生物燃料法令》規定2010年必須在運輸燃料中最低添加5%的生物燃料，到2011年增加到10%，印度總理辛格強調“所有國有石油公司必須執行國家生物燃料法令，違令者將受到起訴。瑞典計劃到2020年在交通領域全部使用生物燃料，將率先進入后石油時代。

　　國外的經驗是把用生物燃料替代石油作為國家戰略，并實施了具體的激勵政策和嚴格的可持續標準，宣傳教育也是重要因素。

　　中國能源報：就你的觀察，我國生物燃料產業發展至今，還存在哪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李十中：我國的生物燃料產業雖然實現了原料由糧食向“非糧”的戰略轉移，但依然存在一些問題不能忽略：

　　首先，非糧原料供應體系沒有建立起來。我國原有的糧油供應體系成熟，但對于生物燃料的非糧原料供應體系不適合，如秸稈的收、儲、運系統還沒有形成，不能保證穩定的原料供應和原料價格。

　　其次是缺乏科技支撐體系。我國在生物燃料方面科技投入少。美國能源部去年在生物能燃料科研上的投資是20多億美元，我國十一五期間在燃料乙醇研發上的投入加起來也就2億元人民幣。此外，科技資源和研究隊伍分散，缺乏國家層面的協調和引導。主要的表現就是脫節，科技部支持只限于技術研發部分，但示范工廠建設經費從哪里來？國家能源局科技司應該有一筆錢來支持。

　　現有的定價機制和扶持政策也需進一步優化和調整。目前國家對風能、太陽能的扶持力度相當大，而對生物燃料的扶持政策還停留在本世紀初消化陳化糧生產乙醇的水平上：首先是倒掛的乙醇定價機制，乙醇銷售價為90號汽油出廠價的91.11%，并且乙醇生產商享受財政補貼的標準不一致，有高有低，造成鞭打快牛的局面，不利于產業發展和技術進步。

　　中國能源報：那么對此你有哪些建議？

　　李十中：要加快產業發展，我認為首先國家要重視，國家要明確戰略，落實補貼政策，大力推進非糧乙醇。通過配額制度，要求能源公司，如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在油品銷售中逐漸提高燃料乙醇、生物柴油的比例，對完成配額的公司予以獎勵。

　　其次，要支持新技術研發，建立國家級生物燃料實驗室，并從政策、資金各方面積極推進具備產業化條件的新技術在不同區域建設示范工程，以便盡快推廣。擴大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試點范圍，在具備條件的地區，如海南、內蒙，進行產業化示范，建立從原料種植到產品供應的產業模式。

　　還有一點就是讓不同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一視同仁，高標準、嚴要求，建成高水平新興產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