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日宣布退出《巴黎協定》，令國際社會震驚。中國已經明確表示，將繼續履行《巴黎協定》。我們想知道，履行《巴黎協定》對中國來說意味著什么?如何進一步履約?

關于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費用和效益，有很多在空間上是超出一個國家的全球問題，在時間上是超出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問題，存在大量外部性的問題。但作為有理想、有理性、有惠及子孫價值觀的文明國家和國民群體，在構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命運共同體的問題上，必須將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

對話人：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鄒驥

鄒驥，現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濟管理學院特聘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兼職教授、博士生導師。2012年~2015年《巴黎協定》談判期間，曾出任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際合作中心副主任和研究員，曾多年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談判中國代表團，并在多邊談判和對話中擔任主持人或聯合主持人。主持或獨立著有《論全球氣候治理——構建人類發展路徑創新的國際體制》《2009/2010中國人類發展報告：邁向低碳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未來》等專著。

中國為什么要履行好《巴黎協定》?

既會獲得經濟利益，也會獲得非經濟利益。越早行動，成本越小

記者：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協定》時表示：“不能支持那種會懲罰美國的協定，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對美國公民而言損失過大。”那么，如何衡量加入或退出國際條約的利益得失?您認為中國履行《巴黎協定》對國家、人民來說有哪些好處?

鄒驥：履行《巴黎協定》對中國來說具有重要的意義，從中將獲得很多利益，也會付出一些代價。但是從長遠來說，應對氣候變化、推進綠色發展是大勢所趨。而且越早行動，成本越小。

我曾多年參與氣候變化談判，可以說中國加入《巴黎協定》是經過仔細考量的。中國考慮了作為發展中國家并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發展階段的國情，在談判中首先為自身爭取了正當和必要的相應排放權益，承諾到2030年前后二氧化碳排放達到峰值并爭取盡早達峰，為中國經濟的綠色低碳轉型預留了空間和時間，這是符合中國的發展階段和能力的，同時也是積極進取、與時代發展大勢相向而行的。中國也認識到，履行《巴黎協定》，加速實現綠色低碳轉型，既會獲得經濟利益，也會獲得非經濟利益。既會獲得眼前的、看得到的利益，更會獲得長遠的、造福子孫后代的利益。

首先，可以減緩氣候變化帶來的損失。氣候變化會帶來干旱、洪水等災害，影響農業生產等活動，造成海平面上升，威脅生物多樣性，影響公共健康，破壞基礎設施和敏感產業。盡管氣候變化是全球性的，很難說何時會給何地造成負面影響。但是中國人口多、國土面積大，在氣候變化不良影響下的暴露度高，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對我國有利。

其次，有利于搶占綠色低碳發展先機。綠色發展是時代潮流，科技革命的趨勢勢不可擋。履行《巴黎協定》、發展綠色低碳經濟，可以倒逼中國創新增長方式和發展路徑，提高要素生產率，為經濟持續繁榮增長提供新方向、新動能，在未來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權。有利于中國企業提升綜合競爭力，獲得更多直接的商業利益。綠色低碳發展的利益，還體現在改善局地生態環境質量和增加綠色低碳發展部門就業機會等方面的協同效益。

第三，有利于在全球治理中提升話語權。這種利益是超出經濟利益范疇的。國際話語權是一種軟實力，對于維護國家經濟、外交、安全利益地位具有重要意義。《巴黎協定》不僅僅是環境協定，也是一個發展協定，履行好這一條約，有利于全面提升中國的國際話語權，讓中國的國際地位更有利。

第四，有利于提升中國的國際形象和認可度。對于國家來說，形象和公信力代表的是軟實力，我國每年數以億計國民出國經商、旅游和訪學，累計海外投資過萬億美元，國家形象對國民在海外的境遇和中國在海外的利益至關重要。

記者：那么，會付出怎樣的成本甚至代價?

鄒驥：當然，應對氣候變化、履行《巴黎協定》也需要付出一些代價。首先，需要一定的資源投入。按照測算，應對氣候變化的投入占GDP的比例在未來幾十年中大體都應保持在2.5%左右。其次，對高碳行業具有一定影響，比如煤炭和煤電、冶金、水泥建材、化工和石油化工等，會增加一些減排成本。但是，這件事情越早做代價越小，越晚代價越大。因為晚做會帶來投資的鎖定效應、未來可能的投資沉沒損失，及因競爭力的下降而失去市場機會。做任何事情都會有成本，關鍵是如何公平合理地在經濟發展的利益相關者中分攤這些成本。

如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尼古拉·斯特恩教授所言，氣候變化是具有最大時空尺度的外部性。我們關于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費用和效益，有很多在空間上是超出一個國家的全球問題，在時間上是超出一代人甚至幾代人的問題，存在大量外部性的問題。但作為有理想、有理性、有惠及子孫價值觀的文明國家和國民群體，在構建人類應對氣候變化命運共同體的問題上，必須將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緊密地結合起來。

記者：由于美國退出《巴黎協定》，一些人質疑協定的約束力和有效性，認為對其可以不加以重視。您對此有何看法?

鄒驥：我不同意這種觀點。理解國際協定的約束力和有效性，不能脫離國際政治、經濟和法律的歷史背景和現實而抽象地去看。人類政治文明發展至今，在主權國家之間的國際關系和治理結構中，依然沒有超越叢林法則和實力依據。人類文明未來發展的理想不應止于此，但現實卻是如此。國際間的協定要通過談判凝聚共識，達成各方都可接受且同意共同遵守的準則規范，形成道義上、政治上和法律上的約束。但約束力對實力不同的大小主權國家，從來就不可能相同。即使在普遍認為約束力較強的貿易協定和安全協定中，在歷史上也不乏爽約違約的案例。履行WTO中關于中國市場經濟地位條款的爭議就是最新的案例。

能否有約束力，要看執法一方和執法對象一方的實力對比，這在國際法律條款的談判中和實際執行中都會有所體現。那種脫離締約方實力對包括《巴黎協定》在內的國際協定法律約束力抱有抽象的和不切實際的約束力期望，是對國際政治和法律實施的誤解。但由此就說國際法律完全不具有約束力，也是對國際法律法規現實執行狀態的一種誤解。這種約束力體現在如果違約或退約，將帶來政治、外交、公信力和道義方面的損失代價，作為締約方要三思而行。因此，要辯證、理性地看待這一問題，認真、務實地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