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退出TPP之后，“不走尋常路”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又做出一項令全世界震驚的重大決定——退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美國當地時間6月1日，特朗普在白宮宣布：“即日起，美國將停止落實不具有約束力的《巴黎協定》。

中國是否應該接招去當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領導者，需要我們辯證地去看。

《巴黎協定》的總目標是將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控制在升溫2攝氏度之內，并盡量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但該協定移除了大部分義務性用語及量化目標，導致法律約束力不強。締約各國以“自主貢獻”的方式提出碳減排目標，如果沒有達到目標也不會遭受經濟懲罰，部分國家將有可能設法逃避責任。

目前各國提交的“國家自主貢獻”目標較為保守，本身就不足以實現2030年將全球碳排放水平限制在420億噸的目標，無法將全球溫升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實現這個宏偉的減排目標需要所有參與國的共同配合。

美國能源部長佩里曾表示支持美國留在巴黎氣候協定之內，但是需要重新討論其中的條款，不能只有美國和中國認真，而其他國家不當回事。這讓人聯想到美國當年也認為《京都協議書》未規范中國和印度等新興大國的減排承擔，不符合美國利益而表示反對，導致簽署協議后又退出。即使美國不退出，也可能會用類似的邏輯找理由不認真履行《巴黎協定》，使碳減排國際合作陷入“囚徒困境”。

碳減排和大氣污染治理的不同路徑

治理二氧化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的路徑不完全相同，但重點都包含削減煤炭的使用，所以兩者具備一定的協同效益。當控煤等減排機會用盡后，實現二氧化碳和污染物同時減排的效益將越來越有限。

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措施包括減少高碳化石能源消費，提升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在能源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調整產業結構以降低能源強度，采用節能設備提高能效，還有大規模造林固碳，這些措施都是長期性的調整。而治理大氣污染的主要措施包括督促煤電、供熱廠和工廠安裝清潔排放裝置，遏制企業不開治污設施直排或夜間偷排，提升機動車排放標準和油品質量，使用節能環保優質爐具搭配低硫份、低灰份的優質煤炭，禁止秸稈、垃圾焚燒，如果這些措施執行到位，可以在短時間內產生較好的效果。

碳減排和大氣污染治理的成本及收益不同

在政府資金有限的情況下，投入在大氣污染物治理上產生的社會效益比碳減排明顯。治理大氣污染的成本主要有廢氣凈化設施的投資和使用成本、環保部門的監管執法成本以及天然氣、優質煤替代劣質煤的差價等。產生的社會效益包括空氣質量改善、醫療成本下降、勞動生產率提高、農作物產量提升和交通損失減少等。控制碳排放的成本有產業轉型升級的社會成本、國家可再生能源補貼、使用低碳能源導致的能源成本增加、節能升級改造費用以及造林成本等。產生的社會效益主要包括延緩全球變暖的趨勢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等。

如果美國不履行巴黎協定的減排目標，助推傳統能源行業復蘇，那么中國碳減排延緩全球變暖的效果將大打折扣。控制大氣污染物不僅比控制碳排放投入的成本低，而且產生的社會效益更高。

改善空氣質量比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更為急迫

當前比二氧化碳排放更亟待解決的是空氣污染問題，空氣污染事關老百姓的身體健康，政府應集中人力物力財力優先治理。換句話說，應該先降低空氣中危害人體健康的成分再控制二氧化碳。全球變暖是一個全人類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現在還無法排除全球變暖與地球氣候周期變化以及太陽黑子運動的關系，畢竟地球歷史上出現過許多次氣溫比現在高的時期。結合史料記載和著名氣象學家竺可楨繪制的中國近5000年氣溫變遷圖，秦漢和隋唐朝處于歷史上的溫暖期，氣候比現在更暖。

近年來空氣污染給人民的健康帶來了極大威脅，是一個當下迫切需要解決的全國性民生問題。世界銀行與美國華盛頓大學聯合發布的《空氣污染的成本：強化行動的經濟依據》報告表明，空氣污染導致中國損失其國內生產總值的10%。霧霾含有化學物質、有機污染物和重金屬，既有急性毒性也有慢性毒性，增加了人們患中風、心腦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和癌癥的風險。大氣污染物還有致畸、致癌、致突變的毒性，不僅嚴重影響當代人的壽命，還影響子孫后代的健康。國際能源署《世界能源展望2016：能源與空氣質量特別報告》指出2015年中國室外空氣污染死亡人數高達221萬人，空氣污染使中國人均壽命縮短2年零一個月。如果空氣污染程度大幅下降，預計2040年中國人均壽命損失將下降到10個月。治理空氣污染就是在拯救生命，我們應該抓重點優先解決這個問題，利用協同效益順帶減少碳排放。

中國在碳排放問題上應如何處理

碳排放交易逐漸變成了國際舞臺上的新型政治博弈，中國不應該被輿論壓力牽著鼻子走。根據美國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CDIAC)2014年發布的各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排名，中國位列全球第48位，處于世界較低水平。中國人均碳排放量僅是美國的46.3%、日本的78.5%以及德國的84.4%，我們有理由維護合理的碳排放權益。

《巴黎協定》將國界作為二氧化碳排放的地理邊界，一些國家可以通過進口替代的方式從其它國家進口產品來滿足國內需求，而不計入碳排放。在貿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發達國家控制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加工制造業一般集中于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通過產業鏈生產端的外包形成對發展中國家隱蔽的碳排放轉移，被稱作“貿易隱含碳”。

現在主流的碳排放研究視角都是從生產的角度來看的，認為只要產品生產是在某個國家進行，相應的碳排放就屬于該國家的排放，沒有考慮產品是否在該國家消費。若根據產品消費而非產品生產的角度計算二氧化碳排放，中國的碳排量將大大降低。

發達國家已經邁入后工業化時代，從第二產業為主的經濟結構轉向第三產業，并且人口較少增長較慢，碳排放基本不會有較大增長。像中國和印度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則處于工業化進程中，人口負擔較重，與已經走過這個階段的發達國家在同一時刻不具備可比性，碳排放總量限制會很大程度上制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

發達國家在完成工業化的道路上制造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存量，然后將高排放的工廠外遷至發展中國家，當發展中國家經濟向好的時候，發達國家找“減緩全球變暖”這種政治正確的理由阻礙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程，顯然是不公平的。減排的責任應該按照歷史總排放量來劃分，大氣中現存的二氧化碳排放絕大部分是由發達國家自工業化時代產生的，中國沒有責任為發達國家過去的大肆排放負責，發達國家應該對控制溫室效應承擔更多的責任。

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市化快速發展的關鍵階段，煤炭占能源消費總量的60%以上，這種能源結構在短期內難以改變。碳交易監管機制的不成熟和碳減排執法人員的不足，使碳交易在我國很難監管到位。碳權是能夠出售獲利的，因此通過文件虛報、數據作假等作弊方式獲得配額、抵減碳權的動機一直存在。例如在碳排放總量設定的過程中，地方政府容易受到當地企業的游說，以獲得更多的碳排放空間?；蚴瞧髽I故意把過去的歷史排放多報一些，來獲得更多的碳權。

金融企業對碳交易有極大的興趣是因為他們需要尋找新的投資概念，創造新的金融市場進而推行綠色金融產品制造利潤，如果我們尚未設計出公平且健全的碳交易方案，而本末倒置地匆忙著手進行碳交易，那就要謹防碳交易偏離了節能減排的初衷而演變成新的金融泡沫。

如果全國的碳排放交易啟動，發達地區的工廠想要維持當下的生產水平，只需要從欠發達地區購買碳排放權，欠發達地區的工廠失去排放空間相當于賣掉了自己的“發展權”，這樣會間接加劇地區間的貧富差距。當欠發達地區需要發展的時候，還得向發達地區購買碳排放權，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成本將會明顯增加。

中國碳減排應量力而行

在特朗普當選并撤銷“清潔電力計劃”，全球碳減排領域處于普遍悲觀的情況之下，各國尤其是歐盟期待中國在氣候變化多邊進程中起到帶頭作用，所以氣候領域的領導力正由西方逐步轉向東方的吹捧性言論頓時四起。中國經濟面臨著減速的“新常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任務十分艱巨。某些國家不想承擔責任，于是把中國捧到了臺前。是否應該接招去當應對氣候變化的全球領導者，需要我們辯證地去看。

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我們應對氣候變化的決心、目標和政策行動不會改變。首先，中國的大氣污染狀況使我們必須進行能源轉型，就目前的能源結構而言，空氣污染物與二氧化碳的產生有較大的同源性，煤炭控制還是一種較為有效的手段，既可以降低空氣污染，又可以減少二氧化碳排放。提升空氣質量是為了本國人民的健康，即使沒有《巴黎協定》，迫于生態壓力我們也會這么做。其次，我國可再生能源行業飛速發展，光伏、風電、水電裝機均居世界第一，已經成為可再生能源第一大國。光伏和風電的成本近年來迅速下降，有望在2020年實現平價上網。由于技術的進步和規模效應的凸顯，可再生能源的競爭力越來越強，隨著配售電改革的推進，人們會更愿意選擇綠色電力，由此帶來碳減排效益毋容置疑。再者，光伏行業已經成為中國領跑全球的行業，15年間，風光發電累計拉動總GDP增長約14.3萬億元，累計拉動投資約5.4萬億元。

未來儲能、新能源汽車、智能微網和氫能等低碳產業可能會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最后，可再生能源發電對就業有拉動效益，綠色和平與中國風能協會發布的《中國風電光伏發電的協同效益》報告預測，到2030年風光發電帶動的直接就業人數接近240萬人，間接就業人數接近530萬人，帶動的總體就業人數接近770萬人，清潔能源和節能環保行業在未來可以解決相當一部分就業壓力。

我們不需要承擔不屬于我們的義務。氣候變化治理的全球領導力是需要中國花錢的，而中國在過去幾年以及未來面臨經濟放緩的壓力，不能過于追求所謂的國際聲望，而是量力而行。發達國家的人民呼吸著優質的空氣，享受著中國物美價廉的商品，還不用承擔商品在原產國排放的二氧化碳;中國人民還得呼吸著糟糕的空氣，為其他國家在中國的隱含碳轉移埋單，這顯然是不合理的。所以中國要在可再生能源的發展上領跑全球，優先發展綠色實體經濟打造實實在在的領導力。

我國應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國際談判，以期找到一種合理的制度安排，實現公平的碳排放責任分擔。我國空氣污染的監管和治理應優先于碳減排，希望人們用上綠色電力卻戴著霧霾口罩的情景不會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