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當地時間1月20日，特朗普政府公布其能源政策——“美國第一能源計劃”，旗幟鮮明指出了其執政時期的能源發展重點，并否定了奧巴馬政府的“氣候行動計劃”。這一政策不僅將深刻影響美國本土、中美合作以及世界的能源發展，也將為全球和中國應對氣候變化帶來諸多不確定因素，并在一定程度上改變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治理的格局。

“美國第一能源計劃”的核心要點

美國可能會從石油進口國轉變為石油生產國

特朗普政府發布的“美國第一能源計劃”的核心要點包括：能源盡量自給自足、取消“氣候行動計劃”、開發本土頁巖油氣、支持并振興清潔煤炭工業、能源發展以保護環境為優先等內容。

第一，降低能源價格，盡量開發本土能源，減少國外石油進口。其目標是要加大美國本土原油生產，降低美國人使用能源的價格，擺脫美國對進口能源的依賴，以增進美國能源安全。在這一戰略目標之下，美國很可能會從石油進口國轉變為石油生產國，這將深刻改變全球石油市場供需，并極大削弱石油輸出國組織和俄羅斯對國際石油市場的影響。

第二，為美國能源工業松綁，取消對美國能源有害的“氣候行動計劃”。2013年6月奧巴馬政府提出的“氣候行動計劃”，旨在通過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和提高能效，降低美國源自能源生產和使用的碳污染和溫室氣體排放，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對美國的影響，同時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顯然，特朗普政府一要保護美國本土能源產業重點，而“氣候行動計劃”將在一定程度上約束化石燃料的開采、煤炭產業的振興;二是反對美國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中發揮領導作用，不給自身的能源發展及其所導致的碳排放增加限制性條件。

第三，繼續頁巖革命，以美國能源生產的收入重建道路、學校、橋梁和公共設施。奧巴馬政府實施加大本土頁巖油氣開發的戰略，頁巖油產量自2005年的9000萬桶左右，增加到2015年的17億桶左右。資源豐富、技術成熟和政策扶持到位是美國頁巖油氣生產快速增長的三大因素。而頁巖油氣商業化生產的成功，給美國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促進了經濟復蘇。這非常符合特朗普政府“美國第一”的宗旨。可以預見，新政府將繼續出臺新的政策和方法，進一步推進頁巖油氣技術創新，降低油氣開發成本。同時，關注“民生”的特朗普政府，以能源收入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也將有效刺激經濟。

第四，支持清潔煤技術，重振美國煤炭工業。美國也是煤炭消費大國，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已推出清潔煤計劃作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內容之一，并投入巨資用于碳捕捉與封存技術(CCS)的研究與應用,同時推進實施煤炭產業轉型升級。與歐洲“談煤色變”不同，特朗普政府否定“氣候行動計劃”無疑是為其煤炭工業的發展松綁，通過CCS技術的廣泛運用，提高能效，減少污染，大力振興煤炭相關工業，并進一步創造就業機會。

第五，能源政策將致力于保護環境與資源。特朗普政府推動能源發展以保護清潔的空氣和水、保護自然棲息地和自然資源為優先，為此，發展清潔能源和提高能效是其應有之義。這說明其并沒有全盤否定“氣候行動計劃”，該計劃的核心之一是推動清潔能源發展。當然，由于特朗普政府更加關注石油自給自足以及煤炭工業的振興，清潔能源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的飛速發展態勢或將放緩。

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產生消極影響

但無法改變綠色低碳發展的潮流和趨勢

“美國第一能源計劃”替代奧巴馬政府的“氣候行動計劃”，是特朗普政府“美國利益第一”“從全球事務中脫身”的具體表現之一，這勢必會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產生消極影響。但是，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最嚴峻的挑戰之一，綠色低碳發展已成為世界發展的潮流和趨勢，各個國家都在積極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結構來保護生活環境和應對氣候變化，美國新政府的政策無法改變這一歷史趨勢。

第一，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目標的實現難度加大。2016年4月22日，包括中美在內的175個國家共同簽署了《巴黎協定》，根據協定，各方將加強對氣候變化威脅的全球應對，把全球平均氣溫較工業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攝氏度之內，并為把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之內而努力。各國將盡快實現溫室氣體排放達峰，并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協定已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特朗普政府的能源政策顯然并未將《巴黎協定》的目標作為其能源發展重點的約束，甚至鼓勵石油和煤炭工業的發展是在反其道而行。可以肯定的是，不管美國未來會否退出《巴黎協定》，作為全球第二大碳排放國和第三大人均碳排放國，美國并不打算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貢獻力量，不承擔國際責任，甚至很有可能成為碳排放絕對量增加的國家，加大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目標實現的難度。

第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消極力量增強，但影響力度有限。從歷史來看，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發達國家陣營由歐盟起主導作用,以美國為代表的傘形國家一直是一股消極力量，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家由于政黨更迭，氣候政策時常改變，但都沒有阻止全球共同行動的趨勢。例如，在沒有美國、加拿大等國的參與下，《京都議定書》仍然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為后續國際氣候治理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巴黎協定》的簽署和生效，雖然美國的態度改變增強了應對氣候變化的消極力量，但其影響力度有限，而且美國具有立法權的州級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和行動依然還會持續，如以加州為首的西部各州的共同行動。

第三，氣候融資將受到一定程度影響。在資金支持方面，在2020年以后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每年至少動員1000億美元的資金支持，幫助后者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在氣候資金方面，美國的消極態度必然會影響資金的供給，甚至會影響其他發達國家的資金供給行為。但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持續提供資金支持以幫助其應對氣候變化這一行動方向不可逆轉。2016年發達國家公布的《1000億美金路線圖》中，美國政府承諾到2020年適應贈款年額度增加4億美金，這一承諾很難由特朗普政府來履行，但從資金數額上看，不會對資金供給造成實質的影響。

第四，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治理格局將進一步改變。一直以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形成了以歐盟、傘形集團、基礎四國為首的三大陣營，歐盟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的引領，當前受到歐盟經濟狀況不佳、“英國脫歐”事件以及其他潛在的風險事件的影響。傘形集團以美國為首，特朗普政府反對美國在國際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中發揮領導作用，包括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合作，以及在國際機構和平臺上的多邊磋商及合作。美國在氣候變化政策上的倒退，將對未來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合作增加更多變數和阻力。相比之下，基礎四國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中的重要性將大大增強，尤其是中國政府態度明確，堅持應對氣候變化目標不變，給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增強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