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主持召開座談會，要求北京、天津、河北三地打破“一畝三分地”的思維定式，提出京津冀一體化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京津冀一體化由此進入快車道。京津冀一體化過程中各地如何定位、應規避哪些風險、北京的哪些產業可以轉移又應如何轉移……針對這些問題北京商報記者采訪了北京市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趙弘。

“我們要把不適合生產的地方的生產環節搬到適合的地方，反之，把不適合做總部的地方搬到人才集聚的地方，這樣也是一種空間上的調整，為企業優化資源提供了思路。如果逆著這個規律去做，其結果可能是總部搬過去了，但人才跳槽了，企業慢慢枯萎和消失，就如從冰箱里拿一支冰糕，拿到不適宜的地方，冰糕化掉了，你沒有拿到，我也沒有拿到，最后冰糕消失了。”

建議成立京津冀協調委員會

北京商報：對于京津冀一體化再出發您有何建議？

趙弘：推進京津冀一體化意義重大，但難度也很大，我認為應該做好下面幾方面的工作：一是建議成立國家層面的京津冀協調委員會，或者叫首都經濟圈發展委員會，建議由國家領導人擔任主任，沒有這樣高規格的領導機制、組織機制、協調機制，這個區域的協同發展不好推進。在這個前提下，我認為還要建立一個穩定的推進機制，最好能夠落在國家發改委，專門設立一個司，專職推進這個區域的發展。既然是國家戰略，既然這個區域這樣特殊，就需要有專門的機構來負責推進。

二是把這個區域作為一個財稅體制改革的實驗區，探索新的體制機制，比如探索“首都財政”，解決首都發展經濟的壓力，能夠使首都專職做好首都服務，從繁重的經濟發展壓力當中解脫出來，也給疏解過多的經濟功能創造條件。

三是建立首都或者京津冀發展引導基金。今天我們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區域空間結構調整，不能靠下命令，要通過市場機制引導資源在空間上的再配置，可以設立結構調整的引導基金，對于一些功能的疏解和產業的疏解給予一定的利益補償，比如對員工的交通補貼、對于搬遷企業的適當財政補貼，搬遷出去的給予財政補貼或獎勵，使北京的產業和功能向周邊疏解。當然，前提是要建立便捷的快速交通體系。

企業和事業單位外遷要考慮成本

北京商報：《河北省新型城鎮化規劃》提出，以保定、廊坊為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載地和京津產業轉移的重要承載地，對于北京企業和產業外遷您有何建議？

趙弘：一定要認識一個背景，這個背景就是市場經濟。我們今天的結構調整不同于計劃經濟時代。計劃經濟時代我們可以靠行政命令讓企業和事業單位搬遷，但是今天要考慮它的可行性、代價和成本甚至后果。比如，在北京的結構調整過程中，我們曾經有過教訓，也有過成功的經驗。教訓就是北京有一大批工業企業，在國內很有影響力和知名度，但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退二進三”結構調整中，由于當時的思路不正確，就是把企業的總部和制造環節全部搬到外地或者北京郊區，實踐證明這些企業的搬遷大部分以失敗而告終。北京的工業品牌在歷史上曾經非常輝煌，但是這些企業在搬遷之后基本都消亡了。

計劃經濟時代很多企業從一個山溝搬到另一個山溝，甚至從省城搬到山溝，企業依然存在，因為在計劃經濟時代每一個人都依附于這個企業，檔案、戶口、布票、糧票、住房、上學、醫院、養老，所有都由企業包攬，所以人都是依附于企業，市場沒有正常的提供，個人必須隨著企業走。但是，等到近年北京很多工業企業調整的時候情況已經不同了，企業搬遷了，到新的地方要買地、建廠房，但很多高端人才走掉了，員工重新選擇單位，機構出去了，但是企業的靈魂——人才沒有了，最后企業就消亡了。不調整死在原地，調整方法不正確死在外地，教訓很深刻。

北京商報：過去的產業機構轉移有哪些成功的案例可供借鑒？未來的京津冀一體化建設有哪些要求？

成功的經驗有，比如首鋼搬遷，首鋼搬遷采取的是將總部留下來，生產環節遷移出去，這樣人才留下來了，創新能力留下來了，上百年創立的“首鋼”品牌留下來了，銷售渠道留下來了，通過結構升級，把一個現代化的工廠放到曹妃甸，所以首鋼成功了。今天的首鋼鋼產量3000萬噸，是當年它在北京最高產量800萬噸的4倍，但是沒有再消耗北京大量的水資源和能源，同時按照總部經濟模式進一步擴張投資，進入了世界500強。所以我認為，企業在空間上進行結構調整，方法正確才能成功，否則就會失敗。

今天我們同樣如此，所以我們說要加快與周邊城市市郊鐵路的建設，如果這個條件不具備，強行命令一些企業總部、大學、醫院遷過去，這些員工在路上要耗費2-3個小時，對于他們太困難了，只能選擇跳槽。其結果可能是一流大學出去辦變成三流，一流醫院出去變成三流，企業出去最后消亡。所以，我們要創造基本的交通等硬條件和公共服務軟條件，逐步推進結構調整。

河北要嚴格控制要素價格飛漲

北京商報：在習近平對京津冀一體化做出重要指示之后，三地的態度都非常積極，尤其是河北，推動京津冀一體化的熱情空前高漲，對于河北的發展您有何建議？

趙弘：河北現在熱情很高，各個區縣城市熱情都很高，但是我認為要理性思考，正確認識，整體謀劃、統籌謀劃、穩步推進。近期關注幾個焦點。第一，圍繞首都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進行整體謀劃，有重點推進。對接和疏解不是每個城市、每個區縣都能有所對接，一定要有重點。條件具備的先對接，比如我認為廊坊、固安、涿州、北三縣這幾個地方相對比較具備條件，應率先規劃這些地方，承擔北京的功能和產業疏解，加快建設新一代衛星城，但現在有些無序競爭。第二，能夠差異化定位。根據產業基礎，對北京可能轉移的功能和產業進行很好的研究，不要形成內部的惡性競爭。第三，要嚴格控制要素價格的飛漲。現在炒概念很嚴重，先炒股后炒房，股價很高，房價也很高，但是條件不具備，根據國外衛星城建設的經驗，衛星城與中心城之間要很好地聯系，發揮衛星城的作用，要具備三個條件：一是要修建一站到達的城際鐵路，形成“1小時的通勤圈”；二是一定要有價格差，衛星城無論是房價還是租金各種要素比中心城價格都低，你衛星城才有吸引力；三是要有優越的生態環境，往往是生態化、低密度的，綠化率很高。這三點是周邊衛星城與中心城合作的重要條件。

北京商報：在河北省城鎮規劃里面石家莊和唐山分別作為兩個副中心，這兩個城市距離京津較遠，但都是河北的重要城市，它們該對接京津什么樣的產業？在城市群里應該發揮什么樣的功能？

趙弘：像唐山和石家莊距離北京較遠，就必須去建立區域性的中心城市，應利用自身的集聚和擴散能力來形成“反磁力”中心，和北京形成不同增長極的存在格局，多結點、網絡狀、多中心的城市群格局，在這種情況下就要發揮這些城市相對完善的城市體系，自身產業完整，服務鏈條完整，本身具有比較好的各種條件能夠吸引優質資源促進自身發展，同時對下一級城市形成輻射。

所以在這個區域里面看到，可能比較好的就是石家莊和唐山，可以更好地把城市做得完善，規模還要做大。唐山城市重心已經轉向了曹妃甸，變成了雙核城市，曹妃甸需要的資源太大，規模體量很大，唐山自身功能的轉移弱化了主中心的功能，所以需要再一次地集聚能量，獲得更大的發展。

養老、休閑等產業帶動人口轉移

北京商報：北京現在有155.9萬河北人，占北京外來人口的22.1%，比重最高。為了緩解北京大城市病，有沒有可能將北京的人口疏解到北京之外河北之內的城市，比如秦皇島、承德等？

趙弘：這種可能性實際上一直存在著。比如有些人在廊坊買房子，他們的父母在那里養老，有些離退休人員、養老的人員完全可以去河北住。政府也應該創造一些條件，由易而難地做一些疏解工作。當大規模的機構遷移不太可能的時候，我們的養老、休閑、專業化市場以及農產品供應都可以向這些區域轉移。

北京商報：這兩年北京疏解了很多產業，現在京津冀一體化又熱起來了，河北各地紛紛爭搶北京的轉移產業，對此您怎么看待？

趙弘：北京也在努力為河北做“套餐”。比如，在轉移一些專業市場、制造業的同時，能不能把北京一些科技研發的中試環節、高端轉化環節也一起轉移？同時，河北最好能夠設計一些特色化的功能區，比如利用301醫院康復中心落戶涿州的機會，在涿州建一個健康醫療城，外地就醫的患者可以在涿州就醫；同時，把一些與醫藥、醫療器械有關聯的研發和生物醫藥的研發逐步轉移過去，形成一條醫療產業鏈和健康服務鏈。總之，北京和河北要合作做蛋糕，做大蛋糕，不是簡單地分蛋糕，更不是簡單地你爭我奪搶蛋糕。要根據市場條件，遵循城市規律，遵循人口集聚的規律。

北京商報：現在有些人提出一些方案，世界500強的總部就在北京，中小企業500強的總部到河北，或者500強的總部到北京，生產基地到河北，您覺得這兩種方案都可行嗎？

趙弘：第二種可行，第一種不可行。第一種不可行原因在于，中小企業基本上不存在什么總部，小企業談不上總部，如果搬遷，越是知名度高的企業搬遷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比如IBM，它如果搬到涿州，涿州現在有高鐵，員工可能因為這個企業的高知名度不選擇跳槽，路途困難也愿意克服，同時，它在涿州招聘人才也可能比一般的企業要容易一些。但一個不知名的企業把總部搬出北京，如果交通條件不具備，員工跳槽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許多企業不敢把總部搬出去，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因為擔心人才流失。

第二種方案，實際上北京也是這樣做的。中關村的企業中有8000多家分支機構和生產基地分布在全國各地，中關村的上市公司3/4的銷售收入都來自全國各地，這表明北京中關村的企業許多已經成為一個研發、營銷和資本運作的總部型企業。企業的生產環節就應該在外地，北京沒有這方面的優勢。之所以河北這方面的企業生產環節還不夠多，主要是因為經濟落差、產業環境、民營資本不夠成熟等原因，所以現在要搭建平臺，使得分散在全國各地的生產基地能夠相對集中一部分在北京周邊地區，這樣也能降低企業總部的發展成本，保持總部與生產環節合理的空間距離。

回顧京津冀一體化

1986-2004年：1986年天津發起環渤海區域城市聯席會議，標志著這些城市有合作和協同發展的意愿。

在過去30年中有個高潮，就是2004年，國家發改委牽頭在廊坊又搞了一個省市聯席會議，形成了“廊坊共識”。2004年之后開始編制京津冀城市群發展規劃，這個規劃到現在為止已經過去十年了，與我們同期制定規劃的有長三角和珠三角，那兩個規劃已經得到國務院的批準，開始實施，但京津冀城市群規劃一直沒有出臺。這幾年社會各界都在持續努力，學者專家也在積極探索，當然學者們的爭議也比較多，有的專家認為在京津冀城市群建設中，北京就應該是主導者，也有的專家認為京津冀城市群應該是北京天津“雙黃蛋”。從政府層面，北京主動和天津對接，與天津簽訂了合作框架協議，也主動與河北對接，簽訂了框架協議。當然河北也很積極，主動和天津、北京對接。

2004年至今：十年下來，京津冀合作還沒有太多實質性的推進，主要還停留在省市之間簽訂協議這樣的層面。習近平在北京的講話也提到對京津冀的合作不滿意。當然，京津冀合作在民間一直存在著，比如北京中關村有很多企業已經轉移到廊坊、涿州，在天津的武清、寶坻等也都有轉移，但這畢竟是以自發的為主，在政府層面上搭建的合作平臺不是太多，推進不是很到位，這就是整個歷史。

這期間還有許多變化和插曲，就是河北提出了環首都經濟圈。環首都經濟圈的提出進一步表明河北要加快與北京的對接，進一步促進兩地的合作，但具體的一些設想并沒有完全得到北京方面的認同和響應，這里面，主要是河北計劃在環首都經濟圈內，也就是在北京周邊要有新的城市建設和人口集聚。北京是個缺水的城市，在它的周邊安排這么多人口和城市可能會影響到北京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北京提出建設首都經濟圈，因為“首都經濟圈”的概念可以涵蓋“環首都經濟圈”，同時又能夠實現雙方的互動。這樣，首都經濟圈的戰略寫入了國家“十二五”規劃，但同時也保留了京津冀一體化發展的思路。

進展緩慢原因：第一，這個地區涉及的主體復雜。這個主體包括兩個直轄市和一個省，在北京直轄市里面涉及到中央單位、國務院部委，這個地區主體多、主體高，如何形成一個區域協調機制，對于這個區域的合作至關重要，這是合作的“龍頭”。第二，這個地區面臨體制機制的制約。我們要跳出“一畝三分地”的思維，為什么會形成這種思維？恰恰在于我國現行的財稅體制、GDP考核機制。這個機制會延伸到區縣和鄉鎮，合作當中會形成各種阻力和困難。第三，我們沒有很好的頂層設計。北京發展到今天就是缺乏頂層設計，衛星城的概念很好，但是由于規劃滯后，沒有進行很好的設計，對衛星城的理解比較偏頗，所以發展不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