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全世界經濟呈現服務業比重上升、制造業比重下降的趨勢。輕資產變得越來越重要，投資者越來越不愿意持有重資產，這又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
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大的迷思，也是經濟、政治、社會面臨的巨大挑戰。因此，未來10年，尋找勞動生產率新的增長點，是第一要務，所有問題都必須從這個前提來尋找答案。
未來10年，全球經濟將發生根本性的結構變化。與此同時，全球也面臨一系列拐點。政治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會成為世界經濟最主要的風險。經過經濟的繁榮增長和危機后的低迷，現在全球經濟金融將面臨再次調整，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也一定會加強。
全球經濟基本格局：低位運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全球GDP增長持續下滑，在2010年出現了非常強烈的反彈，但是反彈之后，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一直在緩緩下降。2016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為3.1%，2017年可能會略有上升，但總體還將下行。
目前，全球通貨膨脹率相對很低，PPI下跌厲害，這并不是說物價水平很低。目前全球130多個國家中，大約有40多個國家的PPI低于0，40多個國家的PPI低于1，此外還有40多個國家的PPI低于2。也就是說，全世界130多個國家的PPI水平低于一般通貨膨脹目標，全球處于通貨緊縮狀態。
與此同時，由于受到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全球真實利率持續下降。但這并不是危機，而是一種均衡的狀態——可以稱之為低增長、低通貨膨脹、低利率、低投資、低油價、低進口。
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情況?我認為理解危機很重要。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的沖擊和影響，遠遠超過我們的預期。雖然新興國家經濟增長率下跌較少，但也在下跌。在全球金融危機后的8年里，全球GDP水平因為危機的沖擊下跌了12%。所以危機把全球GDP壓到了很低的水平，這就是今天全球經濟低迷非常重要的原因。
我們分析未來全球潛在增長率后發現，其由投資的潛在增長率、勞動力的潛在增長率以及勞動生產率的潛在增長率決定。從三個方面來看，危機以后，全球潛在增長率大幅下滑，未來5年仍然處于低位水平。其一，全球投資潛在增長速度在放慢，資本投資急劇下跌;其二，勞動力潛在增長率因為人口老齡化的原因，也急劇下跌;其三，全球勞動生產率水平在過去10年是下降的(雖然我們還是占很高的權重)，所以未來全球潛在增長率將下降，在未來幾年里，全球經濟應該是在低水平運行。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在靜態上把全球經濟發展壓到了很低的水平，在動態上把經濟增長速度降了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結構性變化。
世界經濟的結構性變局
全球經濟正在發生一系列深刻的變化。
第一，全球人口結構在發生重大變化。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全球人口仍將不斷增長。2016年全球總人口為74億，預計到2100年將達到110億，全球人口結構將發生很大的調整。二是全球人口老齡化越來越嚴重。我們可以以美國為標準，預計到2050年，美國勞動力人口還是凈增長，但是勞動人口結構會發生巨大的變化。總之，全球人口結構變化和人口老齡化趨勢愈來愈嚴重，在根本上改變了未來50年全球經濟金融的基本格局。
第二，全球經濟繼續輕化。以美國為例，2008年發生金融危機的時候，美國人一直強調本國服務業占比太高，制造業則太低，于是奧巴馬提出要把制造業帶回美國。8年時間已經過去，美國服務業的比重從78.4%-78.5%下降到78%左右，沒有顯著變化，而歐洲服務業的比重仍在繼續上升，發達國家的經濟仍繼續輕化。此外，新興經濟體的服務業比重也在上升。也就是說，全世界經濟呈現服務業比重上升、制造業比重下降的趨勢。輕資產變得越來越重要，投資者越來越不愿意持有重資產，這又是一個特別有意思的現象。
在世界經濟變輕的同時，人們對貿易品的需求偏好也在發生變化，收入對進口商品的需求彈性也在下降。人們已經不再像全球化剛開始的時候對進口商品的需求那么強烈，轉而消費更多的國內服務業產品。這一現象在美國千禧一代尤其突出，他們不愿意買車、買房，對物質需求逐漸下降，但是對服務業，包括旅游、飯店等需求在不斷上升。
與此同時，全球投資急劇下滑。危機之后，相比2007年的投資水平，8年中投資下降了25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巨大的下跌。以美國為例，每年投資下跌2.5到3個百分點。投資下跌，經濟增長只能靠消費推動，但這又是相互聯系的。經濟輕化，國內需求降低，投資當然會減少。
在這樣的現實下，加之我們正從第三次產業革命向第四次產業革命過渡，勞動生產率卻出現了結構性下降，雖然這還是個謎，大家或許會認為是統計錯誤導致的。統計確實可能存在誤差，但這一理由不足以解釋為什么在美國這樣的國家，科技如此發展，勞動生產率反而下降。勞動生產率的下降，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大的迷思，也是經濟、政治、社會面臨的巨大挑戰。因此，未來10年，尋找勞動生產率新的增長點，是第一要務，所有問題都必須從這個前提來尋找答案。
世界經濟政策和政治拐點
與此同時，世界經濟出現了一系列拐點，也會不斷影響未來經濟金融發生結構性的變化。
第一是特朗普的經濟政策。總體來說包括：緊貨幣政策，通過提高利率推動美元走強;松財政政策，通過基礎設施投資等創造總需求空間;通過供給側改革，減稅引領改革，提高勞動生產率;通過貿易戰來擴大出口空間。雖然這些政策還沒有具體實施，但人是講故事、聽故事的動物，特朗普的政策改變了市場預期，成為推動全球經濟金融改變的重要拐點。
第二是利率變化的拐點。由于主要央行貨幣政策出現背離，美國開始加息，日本和歐洲仍然實行零利率或負利率，由此產生的貨幣市場匯率波動在不斷加大。
從現在開始，美聯儲的利率只會往上走，不會往下走，這才是最重要的。流動性拐點隨著利率水平的調整開始上升，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也開始上升，這說明利率大周期開始發生變化。
第三是財政政策拐點。美國的通貨膨脹率水平開始上升，預示著財政政策將發生變化，這又是一個很大的拐點。貨幣政策逐漸退出舞臺，未來主導經濟的將會是財政政策。由于財政政策受政治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相比之下貨幣政策的透明度相對較高。未來政策的不確定性加大，這又是政策變化的拐點。
與此同時，收入分配則處于惡化階段，我對發達國家數據進行統計后發現，今天收入分配的惡化和二戰前幾乎不相上下——二戰前發達國家收入水平最高的一成人群的稅前收入占比為42%左右，目前這個數字為40%左右。
第四是民粹主義興起和政治風險拐點。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民粹主義有了更廣泛的基礎，美國、英國暫且不提，歐洲國家及其他國家也是大片淪陷，這是全世界政治的一個拐點。
以前的地緣政治一般是指中東地區阿富汗等國，現在我們面臨另一個政治格局，英國脫歐、美國大選可能只是開始，民粹主義的興起才剛剛開始，這正是全球政治變化的拐點。
未來10年，全球經濟將發生根本性的結構變化，比如人口經濟結構、需求偏好、勞動生產率等等。與此同時，全球也面臨一系列拐點，包括貨幣政策、流動性、財政政策以及政治。政治風險、利率風險、匯率風險會成為世界經濟最主要的風險。經過經濟的繁榮增長和危機后的低迷，現在全球經濟金融將面臨再次調整，金融市場的波動性也一定會加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