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斷崖式降級”?它對官場會有何種影響?讓我們先看兩個根據現實生活的真實事件演繹出的故事場景。

場景一：一家國有大型奶粉生產企業，很多嬰兒食用后被診斷出患有腎結石，原來奶粉中含有工業原料三聚氰胺。事件曝光后，全國震驚，經過調查發現，在奶粉中使用三聚氰胺的還不止這一家，幾萬嬰兒受害，也有死亡個案出現。國家質檢總局局長引咎辭職，這家國有大型企業所在市的市長也被撤職。幾年后，被問責的官員“復出”，擔任了級別較高的重要職務。

場景二：某省主要領導提出了個“一號工程”，全省要大搞植樹綠化。本意也許是好的，但在實際工作中暴露出很多問題，比如好大喜功，成活率低，以及弄虛作假等。后來，該省主要領導調走了，作為一號工程主導者之一的該省林業廳廳長也升任政協副主席。中央巡視組來了之后，查出了一號工程存在的問題，啟動問責，這個政協副主席被免職，并降級為正處。

兩個場景一對比，大家都很清楚，和以前不一樣，官員一旦被斷崖式降級，那么“復出”的可能性基本就沒有了。這就是一個重要的區別。以前的被問責官員“復出”，雖然不能說沒有依據，但的確是飽受質疑。問責不是找替罪羊的游戲，臨時頂缸，他時再補償。如此這般，問責的嚴肅性何在?那只能讓老百姓更加變成“老不信”。

斷崖式降級，把這種官場游戲給叫停了，讓問責文化開始扎根。

需要澄清一下的是，斷崖式降級是媒體的形象說法，紀委系統的正規說法是“斷崖式處理”。不久前的中紀委六次全會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專門問到了這個問題。中央紀委案件審理室主任羅東川具體回應說：在紀律審查當中對嚴重違紀的被審查人，按照規定給予黨紀重處分，比如說撤銷黨內職務，留黨察看，開除黨籍，同時在職務上進行重大職務調整。比如從省部級降為局級，有的降為處級，有的降為科級。也就是說，所謂斷崖式降級，就是黨紀上重處分，職務上作出重大調整。從省部級到科級，對于官場中人來說，說是斷崖并不夸張。即使是降到局級，對于過去干部能上不能下的弊端而言，也是力度頗大的矯正。

發布會上還提到，斷崖式處理是中紀委提出的四種形態的一種。四種形態，最早是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同志去年在福建調研時提出的：黨內關系要正常化，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經常開展，讓咬耳扯袖、紅臉出汗成為常態;黨紀輕處分和組織處理要成為大多數;對嚴重違紀的重處分、作出重大職務調整應當是少數;而嚴重違紀涉嫌違法立案審查的只能是極少數。斷崖式處理，就是這里說到的第三種。

據統計，自十八大至今，已經有10名省部級干部遭到斷崖式處理，除了中管干部，地方上處理的就更多了。值得注意的是，看看遭受處理的案例的違紀事實，很大一塊就是失職、瀆職等，比如國有資產流失、為子女謀取利益等。相較于自己貪污受賄，失職瀆職造成的損失并不低，過去人們多關注貪污受賄的天文數字，其實濫用權力造成的危害同樣大甚至更大，但相當一段時間以來，處理起來是失之于寬、失之于軟。

10多年前，筆者曾經專門約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周志忍教授寫過一篇文章，剖析了當年著名的原安徽省副省長王懷忠案。他指出，長期以來，貪官成為過街老鼠，而昏官似乎還逍遙于口誅筆伐之外。其實，從各方面看，昏官比貪官更可怕。王懷忠栽在“貪”字上，但假如他不腐不貪呢?“會不會繼續‘開拓’著，繼續升遷著，繼續向上下左右示范著，直至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昏官之禍甚于貪官，就在于人們往往把發昏當作開拓精神熱烈擁抱——難道還有什么比這更可怕的嗎?”10多年過去了，從遭受斷崖式處理的官員身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反問真是振聾發聵。

這反映了問責文化的缺位。美國政治學家福山認為，現代國家有三個要素，法治、國家能力和可問責。從我們的實際情況看，這三者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國家能力是很突出的，甚至被當作中國模式，法治也成了國家重大戰略，而問責文化相對薄弱。

最近中央領導人提出一個重大論斷：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怎么理解人心?人心不復雜，從人性角度看，人有一種對任何事情都要合理化解釋的心理需求。這是問責文化的最深層的人性根源，社會上發生不好的事情，人很自然的需要一個交代，或者說一個說法。所謂失去人心，不是因為發生了壞事，而是在發生壞事后沒有人負責。問責文化，并不高深，就是給出一個合理合法的說法或者交代。不客氣的說，我們很難指望，一個問責文化稀薄的社會，大家的公德會有多好。這也是古代先賢們為什么要不厭其煩的講“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道理所在。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再看看現實中的例子，天津大爆炸后，安監總局局長落馬;股災發生后，證監會諸多要員被查;臺灣大選后，國臺辦一個副主任接受組織調查，這些事情的發生難道是偶然事件，沒有內在邏輯聯系嗎?

(作者系《南風窗》執行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