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表述引發各界廣泛關注，也釋放出“十三五”中國經濟轉型發展的新信號。

如果將能夠短期顯效的需求側改革比作“西藥”，更重長遠的供給側改革則好比“中藥”。“十三五”將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的第一個五年，中國如何“中西醫”結合進一步釋放改革紅利，紓解經濟發展中的諸多頑疾，事關中國經濟的未來健康發展，更關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找準病根：是時候釋放供給側改革紅利了

曾經，紅火的樓市成為中國經濟穩增長的一大抓手，2000年到2013年的“黃金時期”，中國房地產投資增長率約為24%。但經濟發展新常態下，中國房地產市場正經歷調整，今年前十個月房地產投資增速降至2%，不排除進一步降到零的可能。

房地產市場的變化，折射出中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

“當前一些傳統產業出現產能過剩，這些產業大都跟政府扶持的行業有關，如2008年以來基建投資很多，帶動房地產業快速發展，但也造成跟建筑、建材相關行業的產能過剩，如鋼鐵、鋁、水泥、玻璃等行業。”清華大學經管學院副院長白重恩說，推進經濟結構轉型，就要讓其他產業發展起來，為其他產業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十二五”期間，針對需求不足矛盾，很多政策重點在需求側發力，對于當時經濟穩增長發揮了效果。但隨著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亟需供給體系跟進調整。

把脈中國經濟，關鍵要找準病根。經濟下滑、投資減速、價格下跌、效益下滑……當前中國經濟受困的原因正是供給側發生了問題，其中包括人口紅利的消失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下降。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楊偉民說，“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五大發展理念，本質就是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問題。中國的供給體系，總體上是中低端產品過剩、高端產品供給不足，傳統產業產能過剩，同時存在著結構性的有效供給不足。“十三五”需要解決長期性的供給體系完善和供給結構的優化問題。

中國經濟最大潛力在于改革。我們必須意識到，在人口紅利消失、資本回報率下降的背景下，當前已經到了必須釋放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紅利的時候了，必須從供給側發力改革，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多釋放改革紅利對沖經濟下行壓力，確保經濟行穩致遠。

對癥下藥：供給側改革須亮“實招”

當前，繼續通過需求側管理刺激經濟，空間已經有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發力，至關重要。

楊偉民說，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目標就是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既要繼續做大GDP，也要提高發展質量，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發展的綠色化水平，提高發展機會、發展過程、發展成果的共享水平。”

供給側改革亮“實招”，必須對癥下藥。

清理過剩產能是困擾產業發展的一大難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鳴建議，推進供給側結構調整和改革，明年應特別推進工業結構的調整，尤其針對鋼鐵、水泥、煤炭、油氣、有色金屬、玻璃等上游板塊產業，要進行較大力度的結構性調整。

針對房地產市場的高庫存，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姚余棟提出，應將房地產去庫存與推進農民工市民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結合起來，深化戶籍改革的同時，政府可從開發商手中購買庫存房屋，以補貼方式低價賣給農民工。“讓城市新市民能安心住下來，本身就是供給側改革之舉，有利于提高勞動力資源配置效率。”

針對如何破解“未富先貴”難題，白重恩提出，關鍵要降低企業運營成本，除了深化國企改革激活微觀經濟、深化金融改革為企業“輸血”外，關鍵是通過財稅改革進一步為企業減負，尤其是降低企業社保繳費，從而降低勞動力成本。

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賈康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力，應該是一系列改革舉措整體發力，包括鼓勵創新創業的改革舉措，推進市民化為核心的城鎮化，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優化，實施減稅降費和大規模減少行政審批，積極推進新一輪財稅、金融等配套改革。

破除梗阻：三大改革引領重點領域改革落地

對中國來說，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無疑是一項長期性任務，不能指望短期見效，但改革落實迫在眉睫，這關系到中國經濟的前景。

一個重要信號是，結構性改革正成為全球共識。“推進結構性改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和潛在增長率”已列入明年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議題，而加強對改革承諾落實情況的評估和監督，更是各國關注重點。

“在戰略上要堅持持久戰、持續的推進；在戰術上要打好殲滅戰。”談到改革落實，楊偉民說，不能因為是長期任務，近期就不作為，必須馬上行動起來。要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尤其是企業家、創新人才、各級干部三個群體的積極性。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重點強調，當前要加大力度推動重點領域改革落地，加快推進對經濟增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國有企業、財稅體制和金融體制改革等。

“國企、財稅和金融三大改革都是事關全局的重點改革。”白重恩說，當前盡管深水區的改革推進面臨諸多挑戰，但必須抓住關鍵點推出操作性強的改革舉措。如國企改革執行難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對“國有資產流失”進行界定，勢必帶來改革者的后顧之憂，也就不敢改革國有企業。

對財稅改革而言，無論是理清中央和地方關系的財政體制改革，還是關系百姓利益的稅制改革，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賈康說，加快推進財稅體制改革，關鍵要敢于打破利益藩籬，必須敢于大膽破除一切阻礙改革的體制機制障礙。

對于深化金融改革，姚余棟直言，盡管當前中國金融體系依然健康，但防病防風險是改革的關鍵。他建議，一些銀行的壞賬要及早剝離處理，“僵尸”企業不能再續貸，要抓緊出清；對于一些非“僵尸”企業，鼓勵探索債轉優先股、高息銀行貸款轉成債券等方式激發經濟活力。

“攻堅克難的改革一定要做，不能拖著。”姚余棟說，改革攻堅就是要敢于承受短期陣痛，只有這樣才能贏得脫胎換骨的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