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近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從需求側出發分析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理論大家耳熟能詳，那么何為“供給側”？為什么在這個時候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對中國經濟意味著什么？
信號一：在供給側上做文章意在推動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投資、消費、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從經濟學角度看屬于“需求側”的三大需求，與之對應的是“供給側”，也就是生產要素的供給和有效利用。
“大家熟悉的通過擴大投資、鼓勵消費等方式擴大需求，從而拉動經濟增長，這在經濟學上屬于需求側管理。而供給側管理重在通過鼓勵企業創新、促進淘汰落后、降低稅費負擔等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北京大學國民經濟核算研究中心研究員蔡志洲說。
對于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大國而言，既要有眼前經濟的穩定增長，又要考慮到長遠的可持續發展。宏觀政策在需求側還是在供給側上做文章，不是非此即彼，只是有所側重。
“以前常講的‘三駕馬車’，是從經濟運行的結果出發的，便于宏觀調控進行短期的逆周期調節。這次強調供給側是從經濟運行的源頭入手，從產業、企業角度觀察認識問題，更加突出長遠的轉型升級。”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長王軍分析。
結合中國經濟運行和宏觀調控的實踐可以看出，供給側管理其實以前也在做，比如淘汰落后產能、減輕企業稅負等，只是現在這方面工作的緊迫性重要性大大提升。未來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工作也還要做，投資方面還有社會領域、公共服務領域等的投資不足，消費方面還有中低收入群體的消費需求有待進一步擴大，出口方面還有服務貿易出口仍有很大潛力，擴大內需也大有潛力。
“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樣的提法既抓住了當前問題的重點，又是全面均衡的。可以預期未來經濟工作的側重點、發力點有所變化，將更加注重長遠可持續發展。”王軍認為。
信號二：“靶心”對準新常態下經濟新的突出矛盾
無論是注重擴大需求的凱恩斯主義，還是強調供給側管理的供給學派，對中國宏觀調控和經濟決策的實踐而言，都不是純粹的經濟學學理問題，而是要結合中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解決經濟運行中的突出問題。
“進入新常態的中國經濟，面臨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表象上是速度問題，根子上看是結構問題。抓住供給側做文章，是中國經濟進入發展新階段的必然選擇。”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飛速發展，中國不僅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且進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然而，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在長期形成的粗放式發展慣性作用下，一些重化工行業和一般制造業形成了嚴重的產能過剩，不僅加大了經濟下行壓力，而且成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過程中的重負。此外，在環境保護、資源節約、公共服務、社會公平等領域，也存在著很多短板。
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史證明，在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邁進的時候，恰恰是產業結構變化最劇烈的時候。中國經濟如今面臨的最突出矛盾不是總量矛盾，而是結構問題，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恰逢其時，未來可以大有作為。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
“中央決策堅持問題導向，從生產供給端入手，創造新供給，滿足新需求，打造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遲福林分析，中國進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國家后，需求增長總體比較平穩但出現了新升級，產業結構要跟上來，現代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要加快發展，而產能嚴重過剩行業要加快出清，這樣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競爭力。
信號三：更多力促經濟轉型升級的改革舉措將發力
在供給學派理論中，研究的多是“供給側管理”。然而，這次強調的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寬泛意義上的“管理”被“結構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鮮明。
“這次強調的是在供給側用結構性改革做大文章。”遲福林指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相當突出，問題方方面面，但核心是體制機制問題，要著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矛盾。
遲福林舉例說，中國服務業發展之所以相對滯后，根本原因在于，長期以來稅收、土地、資源價格等相關機制都是注重鼓勵工業發展的，服務業發展的成本較高，而且金融、養老、醫療、教育等服務業發展還面臨市場準入方面的障礙，存在玻璃門、彈簧門。下一步要通過放開市場準入、減輕稅負等結構性改革措施，鼓勵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大發展。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提出，要加大力度推動重點領域改革落地，加快推進對經濟增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國有企業、財稅體制、金融體制等改革。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任務很重。”蔡志洲說，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搞活微觀，增強企業競爭力；減輕企業稅費負擔，讓企業輕裝上陣；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增強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撐能力；進一步簡政放權，助力創業創新。
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關鍵階段，需要我們持續努力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同時繼續適度擴大總需求，使得中國經濟在優化結構中實現轉型升級、良性循環，增強發展的可持續性，推動中國社會生產力水平實現整體躍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