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機構調研報告顯示，“一帶一路”亞洲部分的基礎設施建設，每年至少需8000億美元。顯而易見，資金已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一大掣肘，單一的投融資模式也難以滿足項目建設的需要。如何破解資金難題？在第六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上，采取傳統和創新模式相結合的方式，不斷探討新的融資模式成為論壇焦點。

“在過去，緬甸曾經面臨著很多發展方面的障礙，因此我們對于‘一帶一路’倡議寄予厚望，希望通過這樣的發展倡議能夠建立各種各樣的跨境項目，促進亞洲地區的發展。對于我們緬甸來說，也會從中受益良多。”在昨日召開的第六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上，緬甸建設部部長KyawLwin如是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

本屆論壇有來自31個國家和地區的42位副部長參加，不僅包含“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還有諸多拉美地區代表參加。在論壇期間，很多“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也表達了與KyawLwin類似的看法。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在論壇現場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許多國家大力推行PPP項目的融資模式，為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提供了新的途徑，希望相關金融機構能夠不斷創新，研發出更多的適合項目業主和承包企業所需要的金融創新產品，支持國際基礎設施項目的發展。

“一帶一路”沿線國的期待：與中國合作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月初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今年1~4月，我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37.2億美元，同比略降3.9%，占同期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的10.6%。其中4月投資11.6億美元，同比增長12.5%，主要投向新加坡、印尼、老撾、越南等國。

而在對外承包工程方面，1~4月，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185.7億美元，同比增長10.9%。

中國交建副總裁孫子宇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中國企業和產能走出去并非今年才開始，“一帶一路”戰略的助推作用并未完全顯現，對外投資和承包工程受到周期影響較大，總的來看形勢肯定是好的。

在中國澳門的論壇現場，記者也感受到了沿線各國“基建大員”們對中國投資的期盼。柬埔寨公共工程與秘書部國務秘書LimSidenine就提到，“一帶一路”所設立的這些經濟走廊，會使得柬埔寨和這個地區的經濟以及世界的經濟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我們希望能夠和中國合作，我們還有一些正進行可行性研究的項目。”

事實上，不僅“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張向晨說，中國也正積極推動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在基礎設施領域的合作，雙方的合作正在取得快速的發展。2014年，中國企業在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新簽的合同額達到150億美元。

而他們對于中國投資的熱忱，也不亞于緬甸和柬埔寨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委內瑞拉公共交通工程部部長Haiman ElTroudi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將進一步鼓勵中國有實力的企業到拉美進行投資興業。

他說，我們也希望通過建設鐵路網絡、開通河運航線、建設電站、高速公路和橋梁等合作進一步加強拉美地區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

中國企業“走出去”的優勢：項目落地快

在孫子宇看來，“一帶一路”給中國企業帶來了更多的投資機會，這也是一個國家發展的必然階段。他說，中國提出“一帶一路”，是在利用經濟規律和平進行產業轉移。根據歷史上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來看，當一國人均收入達到3000~5000美元時，該國將會逐漸轉為資本凈輸出國。“我們國家人均收入已經達到這一水平，因此去年中國吸引外資與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基本持平，2015年將會成為資本和資產的凈輸出國，這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中國電建副總經理王斌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通過“一帶一路”的建設，“一帶一路”的政策銜接，可以把資源、資金和中國企業的優勢有效結合起來，使項目迅速落地。“我的認識是這樣的，就像十幾年前我們推進的西部大開發政策一樣，‘一帶一路’戰略一定會給企業帶來大量的機會。”

有機遇便會有挑戰。很多企業都曾經或正在遭遇海外項目被迫停工的局面，今年3月，斯里蘭卡政府以審批程序不符以及環保問題為由，暫停中國交建在斯里蘭卡某項目的執行，要求等待最終評估報告出臺。

孫子宇回應說，出現的問題并不在中國企業，雙方高層已就此進行過磋商，企業對復工很有信心。“出去投資就一定會有風險，不能因為懼怕風險就不投資，坐在家里也有可能發生地震的風險呢。”孫幽默地說。

王斌則提到，所在國的企業、政府、民眾應該為項目落地創造有利的條件，包括政策、法規的銜接、創新，都需要進行大量努力，我們已經成功實踐證明，誰在政策法規的銜接和創新上走在前面，誰的項目就可以最快最早地落地。

未來“走出去”合作的模式：大力推行PPP

有機構調研報告顯示，未來五到十年，“一帶一路”亞洲部分的基礎設施建設每年至少需要8000億美元。而亞開行和世界銀行每年只能籌到240億美元，通過亞投行每年可融到4000億美元。

資金成為“一帶一路”戰略的一大掣肘和難題。張向晨說，基礎設施項目資金需求巨大，單一的投融資模式往往難以滿足項目建設的需要，應該采取傳統和創新模式相結合的方式，不斷探討新的融資模式。

他提到，當前許多國家大力推行PPP項目的融資模式，為吸引社會資本進入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提供了新的途徑，我們也希望相關金融機構能夠不斷創新，研發出更多的適合項目業主和承包企業所需要的金融創新產品，支持國際基礎設施項目的發展。

有專家建議，應通過亞投行和所在國政府聯合出資，與私營部門合理分擔風險和回報，動員主權財富基金、養老金以及私營部門等更多社會資本投入基礎設施建設。這一模式將為滿足亞洲地區的發展需要提供了全新解決方案。

這也需要中國企業完成從以往的建設者到建設運營者的轉變。“中國工程建筑企業在海外不要做游擊隊，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建一條路就完事了，而是建完了還要去經營這條路，要通過這條路產生協同效果。”孫子宇說，比如中國交建不光幫助非洲建設機場，還幫他們建設、運營空港物流園區，形成可持續發展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