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還未公布年度經濟數據的統計結果，但在“一帶一路”以及互聯互通倡議的推動下，2014年當會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一個關鍵節點。

比如，人們都在關注，2014年中國對外投資總額能否超過利用外資總額。

商務部曾預測這個拐點最遲會在2016年出現，而聯合國貿發組織預估，中國在2014年就可達到，由此躋身凈對外投資國。

2013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首次突破千億美元，為1078.4億美元，連續兩年坐穩全球第三大對外投資國。同年中國吸引外資1239億美元，年增幅2.3%。

據商務部2014年12月的數據，2014年前11個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的5402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898億美元，同比增長11.9%。

由于大量相關戰略和政策——一個典型例子是新修訂的《對外投資管理辦法》——在2014年確定、起步，可以想見，2015年起的幾年內，中國的對外投資將迎來新一輪高速增長。

中國從“商品出口”向“資本出口”轉變的意義，在于使改革開放以來主要依靠出口和引資的經濟發展格局發生重大改變。

在新常態之下，對外投資有望成為中國經濟增長新的重要推動力。

2001年中國加入WTO，通常被認為是經濟的一個轉折點。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帶來的發展契機仍延續了1978年開始的開放市場、輸出產品的模式，即利用國際公認規則使中國制造擁抱世界。

14年來，在WTO效應深刻推動中國經濟前行的同時，由于種種因素，全球貿易保護主義日漸抬頭。作為第一大出口國，涉及中國的貿易爭端在WTO貿易競爭機制裁判中已占據相當比例，而且有繼續增長的趨勢。

也正是在此種背景下，至少近十年來，中國調整經濟結構的最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將經濟增長動力從對外貿易轉移到擴大內部需求上來。

對外投資無疑給中國經濟的轉型升級提供了新的窗口、市場和空間。這也是《瞭望東方周刊》制作本次對外投資趨勢報告的根本原因——希望通過對典型高端人群的調研，為新一輪中國對外投資提供趨勢性判斷。

參與本次調研的中國企業，均為在海外已有投資實踐的行業領軍者和大型企業。他們指出了當前海外投資的前景和挑戰。

過去一年與中國貿投關系緊密的近20個國家的高級官員、駐華使節，也提供了對所在國家與中國企業投資合作的建議和趨勢判斷。

在這次調研中，《瞭望東方周刊》注意到，區域投資及貿易備受關注。事實上，全球化的思路和機制目前都在經受質疑，與之相比，區域貿易自由化及便利化，正在成為潮流。

這或許應該成為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基本原則和策略。

2015對外投資趨勢報告之一

外國官員眼中的中國投資機會

基礎設施、電網電線、變壓設備等“一切與智能電網有關的”項目，都是可能進行投資合作的領域

文/山旭 徐穎 姚瑋潔

正如中國最高領導人提出互聯互通倡議的深刻內涵，雙向推進及其造就的共贏，是中國海外投資增長的第一要素。

全世界，從加勒比西岸、只有170萬人口的哥斯達黎加，到7.4億人口都在謀求更快擺脫經濟衰退的歐洲，對于中國投資持有何種看法？其中機會在哪？阻礙何在？

20位來自六大洲的國家部(局)長、駐華大使、貿投機構負責人、區域地區一體化組織官員，對《瞭望東方周刊》表達了他們的看法。

其中，大部分外國官員、使節接受過本刊專訪，其余則填寫了相關問卷調查。

從分布數量的多少看，受訪者依次來自歐洲、南美、東南亞及南亞、中北美、中東及非洲、大洋洲。

其中包括，5位國家商務、經貿、投資、發展計劃部(局)負責人，8位駐華大使、公使，以及4位駐華貿投機構負責人。由于中國即將進入凈對外投資時代，他們的日常工作之一就是吸引中國企業去自己的國家投資。

此外，還有3位區域一體化組織官員，他們分別是太平洋島國貿易與投資專員署貿易專員穆埃拉·薩武，拉美和加勒比經濟事務委員會國際貿易與一體化部部長歐斯瓦多·羅沙樂斯，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商工聯合會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劉家麟。

選擇上述調研對象的一個主要原因是，其所在國在2014年皆與中國有較為緊密的投資交往，或有中國領導人訪問該國。

比如，巴基斯坦計劃與發展部部長阿赫桑·依克巴爾，其主掌的部門是巴基斯坦國家發展的統籌機構，職能與中國的國家發改委類似。建設中的中巴經濟走廊，即由兩國的上述兩個部門牽頭推進。

像阿赫桑·依克巴爾一樣，受訪的5位各國部(局)長均在2014年到訪中國。

需要強調的是，由于對外投資是一項復雜且內容龐雜的事務，一次調研并不能涉及所有根本問題。因此，此次對國外受訪者的調研，主要希望能提供全球范圍的投資趨勢判斷。

能源投資最受歡迎

此次調研的核心問題之一是：你希望中國企業加強在貴國哪些行業或領域的投資？

對于這項多選題，排名前三的答案分別是：能源、基礎設施、農業。

雖然能源也屬于廣義的基礎設施，但由于其投資額巨大，因此在此次調研中單列，并涵蓋能源生產到應用的全產業鏈。

通過訪談可見，受訪的外國人士對于中國能源投資的期望大致可分為兩類：其一是如土耳其、太平洋島國、多個南美國家期望的能源生產設施。

土耳其經濟部副部長塔里克·蘇曼斯告訴《瞭望東方周刊》，該國正在計劃高達1300億美元的能源投資，特別是可再生能源。

智利駐華大使賀喬治則明確表示，該國南部的阿塔卡馬沙漠具有巨大的光伏產業資源——由于擁有高太陽能輻照和廉價土地，阿塔卡馬沙漠在全球太陽能項目中非常受歡迎。2013年，智利環保部門已經批準了當地一個5700萬美元的太陽能項目。

在發展相對滯后的地方，比如巴基斯坦和太平洋島國，對傳統能源設施的需求則非常迫切。阿赫桑·依克巴爾認為，電力問題是制約巴基斯坦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在中巴經濟走廊中火電設施角色重要。

其二是發達國家。德國外貿與投資署駐華代表韓佩德告訴本刊記者，德國反對歐洲對中國光伏產品進行反傾銷限制。他和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的態度一樣：“對于中國企業來說，和德國太陽能企業合作是未來不錯的選擇。”

由于將在2022年關閉所有核電站，在2020年德國可再生能源在電力供應中，光伏的比重最高可達50%。

中國企業在德國的光伏投資由來已久。韓佩德說，在三四年前的那一輪中國對歐光伏投資中，中國企業雖然投資數額巨大，但大多只是在德國設立了辦公室。

在歐洲，電力應用設施市場廣闊。韓佩德與英國貿易和投資署中國區總管李凱琳，都提到了正在推進的超級智能電網。

在英國，智能電網建設將為3000萬個家庭和企業更換智能電表，涉及113億英鎊的市場。在德國，一個智能電表的安裝費用近800歐元，將產生100億歐元以上的市場。在西歐，意大利、瑞典等已經完成了先進計量基礎設施的部署，法國、西班牙、德國和英國，預計在未來10年到20年內完成。

儲能也是智能電網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由于可再生能源更廣泛的應用，韓佩德認為“要有大規模存儲的解決方案，同時也能解決小規模存儲問題”。

他說，基礎設施、電網電線、變壓設備等“一切與智能電網有關的”項目，都是可能進行投資合作的領域。

英國電力市場雄心勃勃的改革，會在可再生能源、新核能源、碳捕獲與存儲及天然氣領域。該國正在通過《能源法案》落實更長久、更穩定的投資體制。

在訪談中，荷蘭提出另一種思路：希望利用先進的風能和排放控制技術與中國合作。

總體而言，以可再生能源為主的能源投資合作，在全球范圍內都存在巨大市場。而在中國存在超強的光伏產能，如何更好地將其導入其他國家，是一個重要問題。

基礎設施投資發力

通過此次調研可見，在發展中國家集中的區域：東南亞、南美、非洲等，擁有廣闊的基礎設施投資市場。70%的受訪者贊同用“迫切”一詞來形容對中國基礎設施投資的需求，而他們大多來自上述區域。

包括希臘、英國在內的歐洲國家官員、使節也提到了這個問題。但是，西歐較普遍的聲音是，中國高鐵在這個市場可能還缺乏更加充分的競爭力。當然，他們歡迎中國企業進入這個市場的招標程序。

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南美。由于基礎設施比較薄弱，首先需要更穩定的鐵路系統把內陸的貨物運到港口以供出口。

智利大使賀喬治說：“我們需要更少點雄心的項目。”不過，他也提到了從智利到阿根廷、穿越安第斯山脈的貨運鐵路項目。

相較而言，高鐵似乎更受那些有一定交通基礎的國家歡迎。比如土耳其，塔里克·蘇曼斯說，他們的目標是新建1萬公里高鐵線路。

泰國商務部長差猜·薩里甘拉亞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制約該國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就是基礎設施不足，他們已通過一系列提案，希望解決這個問題。中泰兩國在這個領域最新的合作成果就是落實了高鐵項目。

總體來說，全球對于基礎設施的需求來自兩個原因：提升薄弱的基礎設施，以利于國內的經濟發展；依靠基礎設施投資刺激國內經濟。

就在2014年，中國超過美國和歐盟成為世界最大的基礎設施投資國。從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間，中國將大約8.5%的GDP用于基礎設施建設，而美國和歐盟分別是2.6%。

如希臘駐華大使瓦西里奧斯·科斯蒂斯所表達的，基礎設施投資也成為該國擺脫經濟衰退的主要舉措，為此提供了國有企業和公共設施投資來吸引國外資本。

一個典型例子是中遠集團在希臘比雷埃夫斯港口的投資，即使在該國經濟衰退期間，仍然“盈利豐厚”。

“機場、公路、高速、港口的建設是經濟發展的關鍵一環，可是很多亞洲國家沒有足夠的建設資金，因為商業銀行的利率讓人難以承受。”馬來西亞國際貿易與工業部部長穆斯塔法·穆罕默德在與本刊記者交談時這樣說。

需要指出的是，在把礦產資源投資也納入基礎設施投資范圍之后，它可能成為未來受限最嚴格的基礎設施投資領域。

在目前智利、秘魯、巴西的對華貿易中，礦產都占有重要角色，也是中國企業投資最多的領域。而在深度訪談中，這三國都表達了對于升級采礦業的決心。他們希望中國的投資更多介入高附加值部分，同時告知，初級產品出口可能會受到一定限制。

農業貿易關注進出口環節

與基礎設施需求集中于第三世界和少數歐洲國家不同，對中國農業投資的需求廣泛存在于全球各地。

訪談中，南美國家——秘魯和智利在關注葡萄酒市場，比如有中國企業在那里投資葡萄酒，然后賣回中國；哥斯達黎加和巴西都有牛肉；智利推薦水果。事實上，中國與智利已經在天津建立了一個合作示范園，2015年將在智利也建設一個。

而身處西歐、以高品質農業而聞名的荷蘭，則向中國消費者推薦乳制品和鮮花……

農業及食品領域的問題是，目前進出口環節還不夠通暢。

秘魯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伊納說，雖然秘魯農產品進入中國“會遇到一定程序上的問題，不過不論在世界的哪一個角落，對外出口都可能遇到一些小困難”。

巴西大使雷昂則提到，中國企業在該國投資一定要了解該國農業貿易的習慣：當地人更喜歡在農場門口交易，不希望承擔出產之后的任何責任，而中國人一般會選擇在港口交易。

用什么替代“市場換技術”

在回答“你認為中國與你所在國家目前經貿合作最好的行業或領域是什么”這一問題時，前三位的答案分別是：制造業、基礎設施(資源開發)、能源。

同時需要注意的是，對于一部分發展中國家而言，與中國還存在某些制造業方面的競爭。比如哥斯達黎加，英特爾在近年不斷加大對華投資的同時，關閉了在那里的芯片工廠。

另一個例子是在“金磚國家”之間，如巴西大使雷昂所說，“不總是互補關系，有時也互為競爭或配合關系”。

通過深度訪談可見，基于制造業、工業的科技合作，將成為未來中國海外投資的熱點。它其實也輻射到能源投資。

典型例子是中德“創新伙伴合作關系”之下的技術合作。德國大使柯慕賢認為，德國在多個領域擁有中國經濟和技術發展不可缺少的尖端技術。

這位外交官認為，過去那種“市場換技術”的模式并不適合今天的中德技術合作。如何在中國投資已經進入發達國家本土的情況下，形成新的技術合作慣例與協作機制，值得探討。

中國與拉美國家領導人達成的一攬子中拉技術合作協議中，中國相對更具有主導性。南美國家希望中國利用先進的資源開發能力幫助他們提升產品附加值。這些協議還涉及電信、航天等領域。

貿投“高地效應”

對于“本國吸引中國投資的優勢”這一問題，各國人士的答案，排名依次是：政策環境、區位優勢、稅收及財務補貼、基礎設施完善、勞動力素質，以及其他。

這其中，需要注意的是，許多國家認為自己可以利用區域一體化協議或自由貿易區，為中國資本進入區域內其他國家提供“跳板”。

一個典型例子是荷蘭：由于歷史原因，它甚至可以為最終進入南美、加勒比市場提供便利。荷蘭駐華公使杜安德認為，相比之下，中國商人直接到南美投資則沒有這么便利，“因為拉美對他們太陌生了。”

泰國自認可以作為整個中南半島的交通中樞；哥斯達黎加則稱可借助自貿區進入北美市場；希臘、土耳其和塞爾維亞都提出，可借歐盟身份和地理位置之便，進入中歐、西歐。

拉美和加勒比經濟事務委員會國際貿易與一體化部部長歐斯瓦多·羅沙樂斯認為，中國可以通過拉美和加勒比國家，更多地融入美國的生產價值鏈，比如通過在墨西哥和中美洲投資建設、工業項目，從這些地區出口到美國，這些國家有幾乎可以自由進入美國市場的優勢。

幾乎所有受訪的外國官員和使節，都會提及與中國的雙邊貿投協定——即使還沒有簽訂，也會表達出濃厚興趣和極高期待。

也許，未來構成中國海外投資網絡和渠道的，可能不會全是全球化的多邊談判框架，會有若干雙邊協議和區域協議互相疊加產生的“高地效應”——處于不同協議交叉點的國家和地區，將成為具有輻射性的重要投資目的地。

從投資需求的訪談看，其區域性特征十分明顯——南美的基礎設施、農業、資源投資需求，歐洲的可再生能源、技術合作，非洲的基礎設施、能源、農業，等等。

歐斯瓦多·羅沙樂斯說，拉美地區“已在消除區域內貿易關稅方面取得了很大進展。這是非常積極的，因為區域內貿易對于中小型企業非常有利，也利于出口多樣化”。

或許是由于缺乏資金，相當多的發展中國家期望用良好的政策環境吸引中國企業。比如多個國家表示，中國商人可以將利潤全部帶離該國，還可享受設置經濟特區、土地使用優惠等條件。發達國家則推出寬松的簽證和移民政策。

稅收及財務補貼也是一種政策環境，由于其直接性和獨有吸引力而在此次調研中單列。以德國為代表的西歐國家和以土耳其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對此采取了積極態度。后者根據不同的投資激勵計劃，稅收減免最高可達50%。

在經濟發展相對滯后的德國東部地區，各種補貼可達40%，但在經濟實力較強的地方可能只有10%。這些現金補貼都會在投資完成后，快速匯入投資者賬戶。

投資發達國家的好處還在于，除了投資現金補貼，科技和勞動力培訓等都可以再獲得補助。

但是，由于這些國家勞動力等成本較高，精確、科學的成本和收益綜合估算，是投資成敗的關鍵。而“勞動力素質”這個選項，也多由發達國家選擇。還沒有多少發展中國家認為這是本國吸引中國投資的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選項下，一些國家提到了與中國的傳統關系和政治關系，如塞爾維亞和巴西。

也有不少國家的官員期望，能夠盡快將投資問題上升到國家間的合作協議中，或者進一步落實已經達成的協議。

“領導人外交正成為兩國發展的終極動力。”哥斯達黎駐華商務參贊加何塞·戴維·穆里略說。

中國企業的短板與風險

在“阻礙中國企業在貴國投資的因素”這個多選題中，排名前三位的是：文化差異、商業模式、管理經驗。

雖然沒有單獨列為選項，但在訪談中，數位外國官員都談到了中國企業應該熟悉當地的法律和金融環境。他們認為，這些內容可以歸于廣義的文化差異范疇內。

曾經作為一家英國房地產企業中國區負責人的李凱琳說，“中國企業去英國投資要真正尊重兩國差異”，這在歐洲叫“去羅馬做羅馬人該做的事兒”，在中國叫“入鄉隨俗”。

這位貿投機構官員的建議是：要有優秀的法律顧問、翻譯，“很多有能力的助手”。

秘魯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伊納則建議，中國企業應該雇傭當地的法律顧問，因為不了解當地法律的狀況“不僅是在秘魯，在整個拉美都相當普遍”。

他同時認為，有些中國企業進行投資后很快停止營業，“這是中國商人在秘魯投資過程中存在的最大問題。”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德國，當地有聲音認為，有些中國企業總是投資收購企業、完成技術轉移后就解散當地企業。

與之相關，約60%的受訪者對于中國企業的本地化進程提出了希望。

土耳其經濟部副部長塔里克·蘇曼斯認為，中國企業在土耳其的最大挑戰是與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他認為，中國企業應該積極探索當地的投資機會，并且認真分析當地投資激勵機制的細節，“與可靠的本地伙伴、本地專業人士合作”。

作為全球投資市場的后來者，外國官員們認為，中國企業在商業模式和管理經驗上還有一定缺憾。

海灣合作委員會國家商工聯合會中國代表處首席代表劉家麟說：中國企業在中東最大的挑戰就是自己。

絕大多數發達國家，也包括馬來西亞這樣的發展中國家，都正在中國建立廣泛的投資咨詢網絡。比如荷蘭，在中國已有11個辦事處，還在6個城市設立了小型咨詢中心。

無論如何，全世界的貿投官員都期望著迎來越來越多的中國投資者。西班牙投資局局長何塞·卡洛斯·加西亞·德·格維多·路易斯對《瞭望東方周刊》說，經過與歐盟磋商，“在西班牙的中國投資者可以長期居住在西班牙，而且有更加寬松的移民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