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速下行階段，企業盈利能力遭遇嚴峻考驗。
12月27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最新一期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數據。數據顯示，今年前11個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56208億元，同比增長5.3%，增速比前10個月回落1.4個百分點。
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6761.2億元，同比下降4.2%，降幅比10月份擴大2.1個百分點，這是27個月以來最大降幅。
工業企業利潤同比負增長
分企業類型來看，1~11月，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3096.7億元，同比下降3.5%；集體企業實現利潤總額469.6億元，增長2.3%；股份制企業實現利潤總額37179.1億元，增長3.8%；外商及港澳臺商投資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3732.3億元，增長10.3%；私營企業實現利潤總額19065.1億元，增長7.2%。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何平博士介紹說，工業銷售增長進一步減緩。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同比增長3%，增速比10月份回落2.3個百分點，呈現進一步放緩趨勢。
前11月，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中，33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8個行業下降。
主要采礦和原材料行業利潤下降明顯。
11月，煤炭開采和洗選業利潤同比減少105.3億元，石油加工煉焦和核燃料加工業減少92.8億元，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減少92.1億元，黑色金屬礦采選業減少65.4億元，非金屬礦物制品業減少46.7億元。
上述五個行業合計減少利潤402.3億元，而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利潤減少額為293億元。他們恰恰是化解產能過剩的直接受沖擊行業。
以煤炭行業為例，全社會煤炭庫存已連續36個月超3億噸，環渤海煤價經歷了13連跌，在傳統旺季賣出了全年最低價，行業虧損面積不斷擴大，前三季度超八成煤企凈利下滑。
中國（太原）煤炭交易中心主任曲劍午認為，2014年是行業最困難的一年，“高庫存、低需求”現狀并未改變，大量過剩產能有待消化。
在中國煤炭工業學會副會長姜智敏看來，雖然煤炭行業脫困取得階段性成果，但需求增長乏力，進口總量較大，存煤居高不下，要實現煤價不下跌、庫存不上升、貨款拖欠不增加，難度依然很大。
不過，何平認為，盡管當前工業利潤呈現下滑趨勢，但拉動利潤增長的結構因素正在發生積極變化。從行業板塊看，1~11月份，采礦業利潤同比下降21.6%，原材料制造業利潤僅增長4.4%，均低于全部規模以上工業利潤增速。
而消費品制造業、裝備制造業和高技術制造業利潤分別增長6.4%、13.8%和17%，均高于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增速。
何平說，一方面，在投資需求減弱的情況下，消費需求平穩增長，對工業利潤起到了一定支撐作用；另一方面，調結構、促轉型對工業效益的提升正在產生積極作用。
通縮壓力擠壓企業盈利空間
中國經濟目前正在經歷工業品價格通縮階段，這對實體經濟運行來說顯然不是件好事。
一系列數據均可表明價格下行對經濟造成的拖累已經逐漸表現出來。11月CPI同比上漲1.4%，創5年來新低；PPI同比下降2.7%，連續33個月同比負增長。
12月16日，匯豐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公布，12月PMI初值降至49.5，半年來首次跌破枯榮線。
申銀萬國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說，中國以制造業為主導，產業基礎是制造業，去杠桿主要是去制造業的杠桿，產能過剩是制造業的產能過剩，經濟下滑的壓力也主要來自這里。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已經出現了通縮。
這對于企業的直接影響便是盈利能力下降。
在剖析11月工業企業利潤降幅擴大原因時，何平指出，價格降幅擴大使盈利空間進一步縮小。“工業品出廠價格、原材料購進價格雙雙持續走低，特別是煤炭、原油等上游基礎產品價格回落到近年來低位，對工業利潤下滑的影響十分顯著。”
根據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11月份，因產品出廠價格同比下降2.7%，企業主營業務收入減少約2762億元，而因原材料購進價格下降3.2%，主營業務成本減少約2062億元，兩者相抵，工業利潤凈減少約700億元，而10月份因價格下降利潤減少約600億元。
作為市場經濟中重要的主體，企業的日子不好過，顯然會對整個基本面造成負面影響。
李慧勇說，通貨緊縮使個人消費與投資支出受到抑制。物價的下跌會提高實際利率水平，導致企業投資成本昂貴，企業因而減少投資支出。
他還表示，通貨緊縮會加重債務人負擔。債務隨著貨幣成本的增加按比例上升，實際上的債務負擔加重了。
目前通縮還只是出現苗頭，但由于預期的推動，PPI下跌未來可能會導致CPI同時下跌。李慧勇認為必須通過加大政策力度及時引導預期，避免上述惡性循環的強化，避免出現更為嚴重的“雙縮”局面。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所長王國剛也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央行11月非對稱降息的主要著眼點之一就是降低企業融資和還債成本，2015年貨幣政策還會更有力度，降息、降準都是可預期之內的事情。
但他同時提到，中國工業品通縮并不完全是由貨幣政策所致，產能過剩所帶來的供需關系變化以及經濟結構調整周期中對部分行業的沖擊和洗牌并不能只依靠貨幣政策規避和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