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鎮化是巨大商業機遇嗎？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明顯的。數億人口的轉移、幾十萬億投資的拉動、數倍于農村現有消費的拉動，怎么可能不帶來巨大商業利潤？

然而，政府與市場的資本博弈與合作，形成了極具中國特色的城鎮化經濟邏輯，中央和地方政府、企業都不可想當然。

經濟增長的政策腹地

要推行“人的城鎮化”，2.6億進城農民，國家需要跟進26萬億元的政府投資，隨后，來自農民進城后的消費力將進入一個爆發期

城鎮化對經濟轉型有多關鍵？在中國政府看來，城鎮化就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廣闊腹地。

“我們之所以有定力，是因為中國經濟有巨大的韌性、彈性和回旋余地，空間比較大。而城鎮化就是這巨大的空間之一。”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說，面對當前錯綜復雜的經濟形勢和下行壓力，我們仍然要保持定力，堅持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給市場以穩定預期。

去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長壓力明顯，但中央沒有通過量化寬松刺激經濟，而是通過定向降準，進行結構性定向調控。城鎮化同樣屬于“定向調控”的重點內容之一。這一步棋，被廣泛認同為“是遠近結合一個重要的戰略支點”。

但問題是，新型城鎮化，到底機遇在哪？推行新型城鎮化，李克強總理強調，貴在突出“新”字，核心是寫好“人”字。

對此，永隆銀行董事長、中國企業家俱樂部執行理事馬蔚華認為，正是因為以人為核心，才提供了以往城鎮化不具備的商業機遇。“城鎮化率按照2013年公布的數據是53%，但那時候講的是以往的城鎮化。城鎮化不僅僅是蓋房子，不僅僅是把農民的房子蓋成像城里一樣。過去農民工到城里打工，他本質還是農民，到一定的時候還得回家種自己的自留地，這個不叫城鎮化。”

“所謂新城鎮化就是人的城鎮化，所謂人的城鎮化，是現在已經在城里的2.6億農民工，首先要變成城里人，首先戶籍要改變，不能是二元結構了；其次是要和城里人一樣享受教育、養老、各種服務，享受城里人享受的一切。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勇敢的設想，2.6億農民工，這是第一步。”馬蔚華分析。

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能帶來多大商業機遇？中國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其中兩駕馬車未來都將由城鎮化拉動。“城鎮化會從兩個方面擴大經濟增長的動力，一個是拉動投資，第二個是促進消費。”馬蔚華說。

僅政府投資這一項，城鎮化就將拉動至少26萬億的政府投資，馬蔚華估算。“這個巨大的變化會給我們帶來非常多的機會，與服務業是非常有關聯的。2.6億農民進城了，過去計算過一個農民進城，國家至少投資10萬元，基礎設施投資，算算2.6億人需要多少政府投資？”

26萬億僅是政府投資，更大的市場來自農民進城后的消費力爆發。“城里人的消費、農民的消費有巨大的差別，目前城里人的消費是農民消費的3.6倍。”

馬蔚華說城鎮化是中國未來20到30年經濟增長一個強有力的動力，“過去的30年，城鎮化率每年幾乎增長將近1%，這個速度也是世界各國歷史上最快的。我們按照這個速度，現在達到53%城鎮化率，美國是70%，因此未來每年一個百分點的增長了率，至少也得20年才能趕上美國，因此城鎮化是未來增長的一個新動力”。

消費為什么沒起來

理論上，城鎮化進程必然帶來消費率上升，但在中國過去的城鎮化轉換中，這種消費的爆發式增長并未出現，這又是為何？又該如何在新型城鎮化中改革

然而，中國出現了經濟悖論。以往的城鎮化不僅沒能帶來消費率上升，反而導致大幅下降。“中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近1個百分點，大大快于同期世界城鎮化水平年均提高約0.39個百分點的速度。但我們卻并未看到消費率隨之增長，我國的居民消費率自1978年的48.79%回落至2011年的35.42%。與發展路徑可以借鑒的韓國相比，當前城鎮化率與其1968年水平基本一致，但居民消費率卻遠低于韓國當時75%的水平。”北京科技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趙曉與北京科技大學中國經濟研究組成員岳安時共同研究發現。

為什么城鎮化反而導致消費率下降？他們的研究表明，“不是因為城鎮化推動消費增長的理論出現了問題，而是我國城鎮化效率出現了問題。城鎮化無法有效推動消費，是在我國特殊的國情下產生的現象，要分析其問題來源，則不能只孤立地分析城鎮化，而是要將城鎮化結合消費與工業化來進行分析。”

中國城鎮化帶動消費、促進經濟的經濟學原理，又回到經濟學最基本的“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問題：工業發展和提高消費能力，究竟哪個應先得到刺激？

這是一個循環的圈。“圈”的一邊，是城鎮化的推進通過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消費條件、增強規模效應等途徑進而傳導至居民消費，使得消費水平增加。而“圈”的另一邊，居民消費水平的增加使得需求上漲，進而帶動工業化發展，提供更多的供給，供給增加后工業化實現了拉動就業、增加收入的作用，進而傳導至城鎮化，由此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

因此按照此邏輯，趙曉與岳安時的共同研究分析認為，“城鎮化未能有效推動消費的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工業化超前于城鎮化，使得工業化形成的供給無法被當前需求消化；二是城鎮化無法對居民消費形成有效的傳導過程。這樣就形成了只能消費單方向地驅動城鎮化，而城鎮化卻無法有效促動消費的悖論。”

于是，連城鎮化依靠農民工進城的這一模式，都可能成為“緣木求魚”，因為它可能并不符合中國改革的特殊規律。“由此，城鎮化的進程相對來說陷入了一個十分困難的境地，其單獨依靠農村人口進城而提高人口城鎮化的手段是不可持續的，同時也是破壞城鎮化發展良性機制的一種盲目手段。”上述的共同研究認為。

這并非一家之言。實際上，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也在“新常態新機遇”的達沃斯主題晚宴上，將這個悖論作為中國城鎮化必須攻克的轉型難題。“經濟轉型，意味著怎么來拉動需求的轉型。這就要靠改革。但我們現有的一些改革政策，能不能刺激經濟新常態的產生？這是最大、最值得研究的問題。目前口號是高高舉起，各種利益進行結構調整，政府處于市場角色轉化過程中。而政府強烈的轉化，使我們很多改革難以進行。”

同時，城鎮化一直面臨的另一矛盾是，產業結構升級導致所需要的勞動力減少，意味著城市中適合農民工的就業崗位，隨著資本、技術的發展而減少。因此，李鐵建議企業不可盲目樂觀城鎮化的商業機遇，政府更不可只盯著城鎮化指標，“勞動力成本在上升，如果實現了創新，資本、技術替代勞動力，已經成為不可扭轉的趨勢。所以政府對戶口的管理也要遵循這一經濟規律，考慮長遠經濟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