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和有關方面反復測算，都認為要保證新增就業10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經濟增長。——李克強
而且我們測算，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年均增長速度只要7%就夠了。這樣，有利于各方面用更多的精力來調整結構，消化過剩產能，加強節能環保，提高質量，保護環境，留出可持續發展空間。——李克強
日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中國工會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經濟形勢報告，清晰地回答了外界圍繞中國GDP增速區間的爭論。
他明確表示，我們關注GDP，其實關注的是就業。過去，我國GDP每增長1個百分點，就會拉動大約100萬人就業。經過這幾年經濟結構的調整，尤其是隨著服務業的加快發展，目前大概GDP增長1個百分點，能夠拉動130萬、甚至150萬人就業。
一位經濟學家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我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對增長仍然是看重的，但是可以清晰地感覺到，高層開始更加關注增長背后的邏輯，而不是增長的數字，對就業的看重便是一例。
7.2%背后的邏輯/
李克強說，“我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和有關方面反復測算，都認為要保證新增就業1000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在4%左右，需要7.2%的經濟增長。我們之所以要穩增長，說到底就是為了保就業。”
這一組數據如何理解？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指出，只要實際增長率不低于潛在增長率，生產要素的利用率就是充分的，因而也能夠實現充分就業，不會出現周期性失業現象。
2010年，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的增長達到峰值，2011年和2012年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出現了負增長，相應的人口撫養比開始上升，這意味著人口紅利開始消失，推動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相應減弱，必然導致潛在增長率下降。
據此所進行的估算表明，潛在增長率將由“十一五”時期的平均10.5%下降到“十二五”時期的7.2%，這恰恰是總理報告中的“新紅線”。
蔡昉還表示，由于潛在增長率的下降是逐年發生的，我們所估算的2012年潛在增長率是7.5%，而這一年7.8%的實際增長率仍然高于潛在增長率，因此沒有出現高失業率現象。
李克強指出，要穩增長、保就業，我們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擴大財政赤字，增加貨幣供應量。通過打赤字、發票子來帶動投資，這樣做，雖然當年可能能見效，但需要財政、貨幣政策有相應的運作空間，更重要的是這種短期刺激政策難以持續。
李克強說，我們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的余額3月末超過了100萬億元，已經是GDP的兩倍了。換句話說，就是“池子”里的貨幣已經很多了，再多發票子就有可能導致通貨膨脹。
上述經濟學家也表示，我國投資回報率降低也意味著就業拉動能力的降低，基礎設施投資和流動性的支撐都建立在真實需求基礎上，伴隨經濟潛在增長率降低，實際需求也處在下降通道，片面擴大供給只能催生泡沫，隨后還會引發大面積失業。
服務業發展潛力巨大/
今年我國應屆畢業生創下歷史新高，達到699萬人，這只是就業壓力的一個側面。
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吳江告訴《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國內所能提供崗位的缺口很大。今后一個時期每年新增就業人數將超過2400萬人，但目前每年只能提供1200萬個左右就業崗位。
據新近發布的人力資源藍皮書測算，“十二五”期間應屆畢業生年均規模將達到700萬人。我國農村每年需要轉移就業的大約800萬～900萬人。受全球金融危機，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當前勞動力用工需求有所下降。調查顯示，2013年招聘大學生的就業崗位明顯減少。
如何穩增長、保就業？李克強給出了答案，總的來看便是在堅持不擴大赤字，既不放松也不收緊銀根的基礎上，創新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根據形勢變化，采取有效的、有針對性的措施。“我剛才講的穩增長也是為了保就業，那么我們引導市場預期，確定這個合理區間，就是增長的下限7.5%左右。”李克強說。
在經濟結構調整的基礎上，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帶動的就業人數也由100萬上升至130萬甚至150萬，在這個過程中，服務業的作用至關重要。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蘇海南表示，第三產業對GDP的拉動作用不是很大，但其就業彈性系數遠高于第二產業，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和數量均比第二產業大得多。
不過，2012年我國服務業的增加值僅僅占GDP的44.6%，就業比重只占整個比重的36%。這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的服務業和就業在GDP和總就業當中的比重，而且低于同類發展中國家大約10個百分點。
李克強表示，我國人均GDP現在6000多美元，服務業發展的潛力還是很大的，要采取措施加以推動，特別是要破除障礙，吸收社會資本進入。
促進就業的另一個推手是改革。在蔡昉看來，解決就業問題，萬眾期待的改革紅利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我國在2011年到2020年間，勞動力總量會減少，潛在增長率水平將會繼續下降。蔡昉說，但如果通過改革讓勞動參與率更高，讓更多的人進入到勞動力市場，只要每年的勞動參與率提高一個百分點，潛在增長率就可以增加0.88%，這是相當可觀的。
“農民工因為戶籍制度的約束很難轉移出去，因此他們退出勞動力市場太早，太頻繁。”蔡昉說，需要戶籍制度改革，農民工的市民化可以增加農民工的勞動力供給，提高勞動參與率。
李克強在5月底就曾透露，為推進人的城鎮化，在研究推進差別化的戶籍政策。在上述經濟形勢報告中他也明確：在（經濟運行）合理區間內，我們還是盡可能地釋放改革的最大紅利，著力去推進改革，著力去推進結構調整，激發市場活力來培育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