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可以說是當今中國最為突出的兩個主題。它們之間既相互依托，又彼此矛盾。只有這兩者之間實現了協調與平衡，中國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實現真正意義的繁榮與強大。那么，我們怎樣才能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博弈的兩難局面中謀得雙贏呢？本報約請了相關專家，來共同探討這一問題。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可以用“錯綜復雜”這四個字概括，只有這兩者之間達到了協調與平衡，中國才能夠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繁榮和強大。

中國改革開放的30多年以來，國民經濟獲得了超高速的發展。與中國的經濟發展相伴而生的是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在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的城市人口只有1.7億人，占人口總數不到20%，但經過30年的發展，到去年我國出現了一個劃時代的變化，城市人口首次超過農村人口，城市化率達到了51%（包括戶籍人口和常住人口）。預計到2030年，我國的城市化率將達到70%，城市人口會接近10億。其實，這個城市化率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比較低，但是中國的城市化最為引人注目的就是城市人口總量驚人，人口總量問題給中國城市化帶來的挑戰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國的經濟增長雖然經歷了30多年的歷程，但是今天仍然呈現出非常有潛力的經濟增長態勢。首先，我們的增長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那就是規模巨大，資金充足和行動力極強的區域發展。從2008年金融危機投資四萬億提出保八的經濟增長目標開始，一系列的國家級區域發展規劃都在迅速制定和實施，同時我國經濟開發區的數量和范圍也在幾年之間向中部和西部迅速擴大。

中國的產業結構在過去的30多年里一直保持著鮮明的特色。產業結構既決定著經濟的增長速度，也決定著經濟發展的模式和結構。所以我預計，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中國將繼續處在一個快速城市化和快速工業化的發展階段。

從環境保護的角度來講，這樣的產業結構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第二產業是一個大量消耗資源、大量消耗能源、大量排放污染的產業。如果產業結構一直如此的話，中國的環境壓力就將繼續而且長期存在。

經濟高速增長、能源大量消費必然會對環境產生巨大的影響。其中最引人關注的就是污染物排放總量。二氧化硫是因煤炭消費而產生的大氣污染物，中國的二氧化硫排放總量早在上個世紀就達到了世界第一。“十一五”期間，我國首次將這個污染物規定為約束性指標。第二個約束性指標是氮氧化物，它同樣來源于化石燃料的消費，同樣已經成為了大氣污染的主要來源。目前，限制氮氧化物排放也寫進了“十二五”規劃當中，要求在五年期間，全國的氮氧化物總量減少10%。除此之外，由于二氧化碳濃度不斷提高而引發的氣候變化也越來越多地受到重視。

但問題是中國的經濟還要繼續增長，中國的能源消費也還要繼續增長。假如我們仍舊保持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到了2020年，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將至少增加一倍。如果能源消費模式不改變、治理模式不改變，那么碳排放的凈增長將是一個必然的趨勢。想要在不改變模式的情況下降低碳排放，唯一方法就是降低經濟增長速度。只有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低于4%，才能夠在十年之后獲得碳排放的凈減少。但顯然我們是不能夠接受這種增長速度的。

中國的農業可以說是一個虛弱但龐大的產業，它創造的經濟價值很低，但是它的消耗卻十分巨大。中國的農業消耗了中國全部水資源的60%以上，這個比重遠遠超過了工業和城市。農業同時也是中國水污染物的最大排放者，全國有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水污染物是農業排放出來的。比如：由于化肥利用率的低下，大量沒有利用的化肥進入水體從而造成富營養化問題。

與經濟發展不平衡相伴而生的還有另外一種不平衡，那便是環境、資源、能源區位的不平衡。西部雖然經濟落后，但它是中國資源、能源最重要的蘊藏地，今天，西部的污染物排放總量已經將近達到全國排放總量的三分之一，其污染物排放強度也已經遠遠超過東部。作為“上風上水”的關鍵地帶，西部的環境污染會隨著大氣、水流影響到中部、東部乃至全國。

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五千年的歷史使我們擁有了人類最偉大的文化遺產。與此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少數幾個生物多樣性水平相當高的國家。基于以上兩點，環境污染對我們的影響將會是非常嚴重的。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以三個基本條件作為基礎的。第一，改革開放。三十幾年來，一直到今天我們都在不停地探索和深化這條道路，可以說它是我們經濟騰飛的政治保障。第二，巨大的人口紅利。改革開放以后，大批正當其年的勞動力為中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極其巨大的貢獻。第三，繼承的環境遺產，這是直到今天還沒有完全被人意識到的重要因素。這是我們的父輩、祖輩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它使得我們能夠在搞經濟建設的時候獲得一個相對寬松的資源環境容量。但問題是，今天這種環境紅利已經被消耗殆盡，而我們卻茫然無知。那么幾十年之后，我們還能留給子孫們什么呢？

當把污染物排放總量和我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放在一起看時，就會清晰地發現，在比經濟增長早得多的時候，我們的污染物排放總量就已經高居世界榜首。也就是說，我們的經濟增長是伴隨著環境污染同時發生的。在資源、能源巨大消費，環境快速退化，污染日益加重的背景下，我們的經濟成就不再那么令人欣喜了。兩者相比，中國的環境保護能力、能源保障能力顯然遠遠低于我們發展經濟的能力。這種高度的不對稱性就為今后的發展提出了非常嚴重的警告。如果中國繼續保持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保持現在的資源能源消耗水平以及當下的環境治理力度，那么，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我們的碳排放總量將凈增加一倍以上。這種增加無論對中國還是對世界都是無法承受的。

在很長時間里我們都有這樣的擔心，假如加大力度保護環境，那勢必會影響經濟發展速度。經濟發展速度的放慢，勢必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所以，盡管我們一再制定經濟增速的上限，但它總被一次次地超越。就業、收入的增加與資源消耗、環境破環形成了尖銳的矛盾。

國家的“十一五”規劃中對節能減排提出了非常明確的目標，到今天，可以說我們的任務完成得非常出色。中國的節能減排不僅僅是一個環境保護的問題，更是一個保障中國經濟健康、快速和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要求。同時這種節能減排也是在經濟高速增長下的優異成績，因為它實現了我們一直強調的“又好又快”的發展。

今天的中國已經完全有能力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首先，國家能力特別是國家的財政能力迅速加強。在過去的30年中，中國財政收入的增速是20%。但是國家財政投入公共服務領域的分配還不夠完善，比如，對教育的支出達到了2.2萬億元，對于農業的支出達到了1萬億元。相比之下，用于環境保護的資金則非常有限，我們用于污染物控制的資金只有一千多億元，用于生態保護的資金只有六七百億元，而用于可再生能源的資金則更少。所以在目前財政能力足夠的情況下，我們需要做的就是優化資金的分配結構。

事實上，中國完全可以走一條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實現我們“又好又快”發展的美好愿望。首先，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使用越來越多的可再生資源。中國的能源有著非常明確的需求，目前我們大量的煤炭都處于一種非常低效的使用狀態，每年十幾億噸的煤炭在低效率、高污染地消費，這是大氣污染的主要來源。而中國有非常豐富的可再生能源，可以提供巨量的替代能源。如果可再生能源占到能源消費總量的20%，就可以加快實現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雙贏。在能效上，中國也遠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更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但是國內的能效差距也引人關注，比如，北京的能效幾乎是寧夏能效的六倍。這種巨大的能效差距實際上就是我們節能減排的內在潛力。

一些歐洲國家的經驗也非常值得我們借鑒，比如歐盟敢于在碳減排方面作出2012年比1990年降低8%的承諾，就是源于它意識到了成員國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在27個成員國之間實行有差距的強制性和靈活市場機制并存的減排方法，使得減排任務可以實現。基于此，假如在我們的31個省市也采取這種強制加靈活的減排政策，那么我們的減排任務同樣可能完成。假如全國都能實現上海的能效水平，或者實現北京的產業結構，那么即便我們不再向環境治理投入太多的資金，環境優化也能夠自動實現。當然，除此之外，也可以通過末端治理來實現節能減排的目標，但是這種治理的效果是非常有限的。

未來的中國一定要走一條節能減排、低碳發展的道路，我們要在較快的經濟增長速度之下實行有區別的共同責任，充分考慮地區間的差異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這種可持續發展不僅僅針對于技術，更應該成為一種普遍的共識。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院長、教授；中國科學院城市與區域生態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