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政策將繼續保持“一穩一積極”的總基調，建議把“破障礙、擴消費、促升級”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著力點

2011年至2012年連續兩年宏觀經濟運行態勢表明，我國經濟因最終需求不足，而進入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二個調整型增長期。展望2013年，不少人認為，經濟已經“見底”，不久將會進入新的上升通道。我們不同意這樣的判斷，所謂的回升不過是2012年5月份開始實施的穩增長刺激政策的人為“上拉效應”，缺乏中長期回升的基礎，因為消費需求和出口需求仍然不足，同時，深刻的結構調整過程才剛剛開始。預計2013年GDP增長7.5%左右，物價增幅繼續放慢，但結構調整過程將有所加快，即呈現“增長放慢、結構調整加快”的新型發展特征。宏觀經濟政策將繼續保持“一穩一積極”的總基調，建議把“破障礙、擴消費、促升級”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著力點。

2013年宏觀經濟增長趨勢預測

GDP增長將繼續有所放慢，估計全年增長7.5%左右

與前兩年經濟增長不同，2013年經濟增長主要受投資增長高低的影響。我們估計，“三大需求”中“兩個”走平，“一個”下調，因此，GDP增長將繼續有所回落。第一，消費走平。盡管消費需求將繼續不足，而且短期存在繼續下調的壓力，但也受到政策的有力支持。消費下調的壓力主要來自高房價的“擠出效應”以及工業部門就業不足。在服務業就業增長難以在短期內明顯加快的情況下，2013年的就業問題將比較突出，大學生和農民工就業都會面臨較大困難，從而抑制消費增長。但宏觀經濟政策重點由投資轉向消費與就業，特別是隨著促進服務業和支持中小企業的金融稅收政策以及直接促進消費增長的相關政策的出臺和實施，為消費增長提供了新的激勵。兩者相抵，我們估計2013年消費增長與前兩年持平。第二，出口走平。在新的一年內，國際經濟環境將難以明顯改善，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經濟增長都將繼續低迷和紊亂(時好時壞)。因此，2013年出口增長將繼續低迷，甚至比2012年還有所降低。第三，投資增長將有所放慢。一是市場型投資增長將放慢，消費與出口的持續不足，以及物價增長低迷，將抑制民營企業特別是出口導向企業的投資需求。二是房地產投資將繼續面臨下行壓力。三是公共投資增長走平。政府公共投資估計仍能持續近兩年的力度不變，但不少地方政府也受到企業稅收增長放慢和土地財政收入減少的影響。我們估計2013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5%～18%，比2012年下調3～5個百分點。這會導致GDP回落0.3～0.5個百分點。從季度看GDP走勢會是前高后低。

物價總水平增長將繼續走低，PPI環節反彈難以持續

在當前國內消費不足及出口需求不足的背景下，增加貨幣必然導致相關資產價格上漲，并不會帶來實體經濟的真正回升和CPI的回升。因此，未來的物價走勢仍然要看兩大因素：食品價格周期波動特點和實際趨勢、最終需求增長趨勢。貨幣供應量的短期變化僅產生一定的干擾而已，因此成為判斷當前物價走勢的輔助因素。

按這個分析框架，我們判斷，2013年物價增幅將繼續回落。一是盡管糧食價格最近有小幅回升的態勢，但食品價格調整周期仍未結局；二是最終需求不足決定非食品價格仍將處于較長時間的調整之中。同時，由于缺乏最終需求的支撐，2013年PPI增長在繼續一段時間的反彈后仍將繼續調整。

樓市將會再次調整，房地產泡沫將逐步終結

樓市繁榮的主要支撐力量是流動性過剩和房價大漲的刺激。流動性過剩既與貨幣政策過于寬松有關，也與經濟繁榮產生大量的新增儲蓄有關。在房地產政策不當(金融過度刺激，鼓勵財產性增值投資而導致住房的消費功能嚴重弱化，投資功能過于強化)和房地產業存在體制性缺陷(沒有“稅收”調節機制)的情況下，長期過多的流動性必然刺激房價大漲，而房價大漲又會為更多的投資投機提供動力，即產生巨大的“賺錢效應”。未來這兩方面都成問題：一方面，未來流動性過剩將會明顯減少。首先，導致流動性過剩的原因由兩個減為一個，即僅可能出現貨幣政策寬松(包括美元供給過多的傳導影響)，但實體經濟處于調整期會使內生性流動性減少，主要反映為銀行可貸資金增長放慢或不足。其次，未來貨幣政策應堅持“穩健”取向，不大可能再現2009年的寬松貨幣政策。2012年下半年的貨幣政策放松從最近幾個月的金融數據和流入房地產的資金來看，已有些“過頭”，應該加以糾正。另一方面，樓市繁榮的“價格因素”激勵將會消失，并使之逐步終結。我們估計，未來房價大漲將是小概率事件，因為新政府的房地產調控目標是對房價大幅上漲“低容忍”或“零容忍”，如房價大漲將堅決調控。我們預計，2013年下半年房價將重歸調整，進而推動宏觀經濟再度下行。

需求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過程將加快

我們認為，未來幾年經濟均處于調整期，增長放慢但結構調整過程會加快，這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特征。首先，需求結構將會不斷優化。新政府的政策著力點如像我們預期的一樣，從投資和房地產轉向擴大消費和加快結構調整，那么將會支撐消費平穩增長，并逐步將潛在的消費能力釋放，消費有望在經過一段時間的刺激后進入較快增長期，這將使消費與投資的比例關系逐步趨于合理，從而既減輕產能過剩壓力，又有利于消費主導型經濟結構的形成。其次，產業結構將逐步優化。今后幾年我國經濟增長估計在6%～8%運行，CPI和PPI的增長也會較慢，這將使許多產業和企業效益繼續惡化，同時，也意味著結構調整的動力增強。由此我們預計，2013～2015年是企業兼并重組的大好時機，是企業和產業加快結構調整的黃金時期。許多落后的產能將被淘汰，效益差的企業將會破產或被兼并，這很類似于1998年至2001年的情況。

未來兩三年宏觀經濟政策建議

“十八大”后中國經濟要想在國際國內均面臨嚴重挑戰的情況下實現持續健康發展、最終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必須破“調結構”這一難題不可。不破，中國經濟將沒有后勁，經濟發展方式或發展模式轉變也會成空話，最壞的結果將是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宏觀經濟政策應主要圍繞著調結構、轉方式、保民生而展開。調結構的主要思路應是“三管齊下”，即破障礙、擴消費、促升級。

去高增長思維，去房地產泡沫化，為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創造有利的環境

調結構面臨兩大前提障礙：一是認識障礙；二是路徑依賴。就認識障礙而言，許多人認為調結構仍然要以高增長為前提，或者兩者并行不悖，既可以高增長又可以調結構。這就是我們講的認識障礙，“保增長”“穩增長”的觀念成為調結構的最大障礙。高增長與調結構是根本矛盾的。調結構必須先調增長，這是調結構的前提，高增長下人們沒有調結構的動力，人們在困難中才會求突破。因此，我們反對通過過度的穩增長、保增長政策使經濟增長維持在難以持續的高水平上。“路徑依賴”指經濟增長對房地產的過度依賴，且難以擺脫，使調結構邁不開步。高房價和房地產利益集團已成為中國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的關鍵性障礙，主要表現在：一是抑制城市化，二是抑制產業升級和薄弱部門的加強，三是抑制消費增長，四是擴大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使收入差距過大，社會分配不公平，并進而抑制消費。必須下決心破除以上兩大障礙，調結構才會走向正軌，即去高增長思維，去房地產泡沫化，這是調結構的兩大前提，否則，只能是調而不動，結構問題只會越積越重。

全力做好擴大消費這篇大文章，建立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增加有效需求

我國的內需潛力巨大，主要是中低收入者比重過高，特別是農民市民化進程受阻，嚴重阻礙了內需擴大和需求結構的優化。“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加快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關鍵是解決四個重大的結構問題，即需求結構問題、產業結構問題、區域結構問題和城鄉結構問題。就當前我國經濟來講，最關鍵的是兩大結構問題，即需求結構問題和城鄉結構問題。因為我國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特別是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經濟發展所面臨的最大約束是最終需求不足，而不是投資和供給不足，擴大最終需求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擴大消費，二是擴大出口。從發展階段和國際經濟形勢看，擴大出口很難，中短期中內不可能再現出口高增長的形勢，因此，唯一的出路在擴消費上。要做足擴大消費這篇大文章，而不是再拾擴投資和擴出口的老路。擴消費是一條新路，是一條前景更加廣闊的長路，是可持續發展的大路。擴消費必須做許多鋪墊，做許多慢活，不是一日之功，像搞四萬億投資計劃那樣強拉是不行的。要改善消費環境，提高消費預期，要增加就業和收入，要加快人口城市化進程，促進農民工市民化。未來加快城鎮化發展不能理解為城鎮面積的擴大和大搞投資。新型城鎮化解決的是消費問題，是人的問題(農民工市民化)，而不是投資問題。必須走一條以資源節約、效率優先，“見房見人”，加快人口城鎮化，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的新型城鎮化道路。

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進程，大幅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形成推動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新競爭優勢

僅從以上兩方面推動經濟結構調整是不夠的，還需要直接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來加快經濟結構調整。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實現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的轉變，但無法實現由中等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的轉變，要實現全面小康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必須創造新的產業優勢，使產業結構達到先進國家水平。具體來講，就是要在一些戰略性產業上形成強大的自主創新能力，形成一批跨國公司。為此，要對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做重大調整。過去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和產業增長主要是鼓勵增長，鼓勵投資，而不是重在鼓勵創新、鼓勵升級、鼓勵長期發展能力的提高。過度地做土地增值文章和“拿來主義”成為我們的發展特征，各地政府熱衷于招商引資、鼓勵房地產發展是其具體表現。產業發展不是鼓勵本地本國的企業，而是采取優惠政策鼓勵外國外地的企業，這樣的產業發展思路必然會導致國家或地區的產業自主創新能力不足，后勁不足。促升級有三個重點：一是選擇若干戰略性產業，改革和完善企業制度，產學研結合，鼓勵自主創新。二是發揮資本市場的戰略作用。采取積極的資本市場戰略，鼓勵社會資金向股市、債市等資本市場流動。三是打破行政壟斷，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加快國有資本從競爭性行業(包括戰略性競爭行業)退出，鼓勵民營資本加大對戰略性競爭性行業投資，使民營資本做大做強，成為創造產業新優勢的重要力量。(王小廣 作者單位：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