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30多年高速增長，中國經濟步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由追求速度轉向追求質量勢在必然。解決質量問題不僅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時代要求，也是人民生活水平提升的必然要求。只有追求“質量發展”，才能促進我國經濟競爭力的可持續增長，才能極大緩解我國的自然生態危機，并改善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關系，提升整個社會的文明與和諧程度，使億萬國人過上有尊嚴、體面、安全的品質生活。解決質量問題是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本質內容之一，質量時代的創造與建設是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關鍵標志，也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途徑。質量時代涉及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領域的全方位轉型升級。
一、催生質量時代的國際國內因素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切實把推動發展的立足點轉到提高質量和效益上來。李克強總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質量之魂，存于匠心。要大力弘揚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恪盡職業操守，崇尚精益求精，培育眾多‘中國工匠’，打造更多享譽世界的‘中國品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進入質量時代。”李克強總理提出的質量時代，既是對產業轉型升級的總體要求，又是把握時代脈搏的戰略判斷，更重要的這是形勢倒逼出來的時代。
質量問題最直接地體現在制造業上。中國制造業發展至今，既有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的開拓之功，又面臨著不容忽視的發展危機。這種危機既包括國際競爭因素，也包括我國勞動力素質較低、人口紅利消失、產品質量低下、產業空心化、環境難以為繼等問題。
毫無疑問，在國際競爭中，中國的經濟總量和產品的質量形成了非常突出的不相稱，作為堂堂的世界第二貿易大國，中國的產品質量總體卻處在低端國家之列。而貿易保護主義的抬頭和各國制造業的興起，讓我們面臨著較為尷尬的局面，中低端市場也正在被其他發展中國家分割。“一帶一路”倡議一方面對我們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促進了市場的分化，導致競爭愈加激烈。中國產品到底向何處去，是個不容忽視的大問題。
以德國、意大利、瑞士等歐洲國家為代表的傳統制造業和以美國、日本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長期以來一直都是全球的質量標桿。而新興國家或地區，如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和香港，在某些領域實現了一定程度的質量突破。但總體而言，新興國家和地區制造業的整體水平和產品質量，其可持續性均不足以與歐美日等老牌質量強國抗衡。也就是說，靠質量取勝的新興經濟體案例不足。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發展中國家之所以不能邁入發達國家行列，主要是因為其發展基本停留在資源消耗型和來料加工型階段，而鮮有通過自身努力提高產品質量的先例。沒有產品質量，就沒有競爭力，導致發展中國家長期處于產業鏈的低端和世界貿易的末端，一旦面臨“中等收入陷阱”，便一籌莫展。如拉美地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低端制造業轉型失敗，低質低價，惡性循環。智利、阿根廷等國在工業化初期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產品質量不高，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低成本優勢逐步喪失，在低端市場難以與低收入國家競爭，在中高端市場又難以與高收入國家抗衡。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制造業持續快速發展，但那種粗放式發展越來越難以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市場競爭，其中的關鍵就在于產品質量。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產品質量能否提升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能否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二大經濟體的關鍵。
更重要的是，中國消費市場也經歷了急劇的變化。中國中間階層在歷史上第一次成為這個國家的主流社會階層，引領著生活方式、審美趣味并主導著消費。而在此前，主導消費的是工薪階層和農民階層，這兩個階層與中間階層的消費特點明顯不同，存在根本性差別。
中間階層日漸興起使人們的消費理念、消費方式、消費實力等正在發生重大變化。中國社科院《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顯示，北京的中間階層規模比例大約是55%，上海大約是51%，廣州大約是42.5%。其中，北京的中等收入群體年收入為256016元，上海中等收入群體年收入219770元，廣州中等收入群體年收入170037元。總支出方面，北京中間階層每年支出126012元，上海中間階層每年支出115646元，而廣州中間階層每年支出為95213元。數據顯示，就工資收入而言，中間階層月收入接近1.3萬元，非中間階層月收入只有7400元。也就是說，中間階層的年收入在15萬元以上，而非中間階層的年收入在9萬元左右。就消費結構而言，工薪階層更多的花費是吃穿等用品，滿足基本生活需求，而中間階層則更加注重時尚消費、品牌消費、文化消費、品位消費、休閑消費與享受型消費等，與工薪階層相比，中間階層對消費品的質量及服務有更專業化的要求，對美感的要求提到了與實用價值相同甚至更高的地步。
根據BCG波士頓咨詢最新統計數據，盡管目前中國消費增速輕度放緩，但消費增長仍在一個驚人的上升軌道上。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21元，與2010年相比實際增長62.6%。普通家庭正從物質型消費向服務型、品位型消費跨越。據預計，到2020年，中國消費市場仍將擴大約一半，達到6.5萬億美元的規模。未來5年中國消費市場所帶來的2.3萬億美元增量，相當于當下德國或英國消費市場的1.3倍。中國的消費經濟是未來經濟增長的決定力量，上層中間階層及富裕家庭將是整體消費的主要驅動者。上層中間階層、年青一代和高端服務業人士，將成為中短期內拉動中國消費增長的主要力量。而這些消費者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注重產品質量。
據世貿組織統計，2016年我國貿易出口額為2.1萬億美元，占全球份額13.2％，已連續8年保持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出口國地位。而據世界旅游組織統計，2016年中國出境游客達1.35億人次，游客境外消費總額2610億美元，約合1.8萬億元人民幣，居世界第一位，其后依次是美國、德國、英國、法國。觀察中國游客在境外購買的物品，大部分是生活日用品，如指甲刀、衣服、馬桶蓋、電飯鍋等。其實，國內并不缺乏同類產品，而是消費者尤其是中間階層追求更高的產品質量和品位。
因此，從速度時代邁向質量時代，是從滿足基本需求向滿足品質需求轉變的過程，是不可抗拒的大趨勢。中間階層的消費特點決定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終還是要瞄準消費側，市場因素、消費需求決定了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方向。如何滿足這批人的消費需求，決定著國內消費拉動及經濟增長的盛衰。中間階層對品質生活的追求，已形成一種社會風尚，其對產品質量的執著追求，正在呼喚質量時代的到來。
二、創造與建設質量時代的三大精神支撐
一國產品之質量，乃一國之文明程度；一國產品之信譽，乃一國之國民尊嚴。
所以，迎接質量時代，首先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中國產品質量為什么上不去？中國的產品質量并不是一直都不行，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國曾長期引領人類文明的發展，瓷器、絲綢、茶葉和四大發明都是那個時代中國質量的標志性產品。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我們落后了。改革開放之初，也是工業化初期，一切為了發展速度，我們承接更多的是“三來一補”等低端產業，它們在三十多年里迅速發展，滿足了群眾基本生活需求，其功績是偉大的，但其短處也不容回避，那就是產品無法做到精益求精。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長期以來工匠精神、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缺失。
因此，要有效推動中國邁入質量時代，絕不是僅僅提升產品質量和標準的問題，背后必須要有充分的文化準備。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助理總干事班德林先生說，“文化就是未來”，那我們至少可以說，文化決定未來。
2016年5月30日，李克強總理在全國科技創新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要把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協同起來，形成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所以，質量時代的文化準備就是工匠精神、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的支撐。
這三大精神的支撐，不僅可以讓我們滿懷信心迎接挑戰，而且可以使我們必勝；不僅可以使我們必勝，而且可以使我們在提升中國制造業全球競爭力的同時，鍛造出中國真正的現代工業素質，使五千年古老文化邁向嶄新的階段。工匠精神、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是真正能夠激發中華文明煥發獨特魅力和影響力的基本精神。
質量與工匠精神、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是高度關聯的，而且總體上來說是正相關的，是相互促進的。其中，創新主要是對傳統的突破，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它的取向更偏重于求異、求新、批判、顛覆、突破，在創新具體過程的某些階段，質量可能并不是它追求的直接目標，但創新最終追求和實現的一定是質量的提升和飛躍。從根本上來說，真正的創新一定是有質量的，迎接創新的一定是質量時代。
企業家精神與創新精神直接相關，西方著名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一書中說：“典型的企業家比起其他類型的人，是更加以自我為中心的，因為相比其他類型的人，他不那么依靠傳統和社會關系，他的獨特任務——從理論上講以及從歷史上講——恰恰在于打破舊傳統，創造新傳統。”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精神”包括：“首先，存在一種夢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個私人王國，常常也是（雖然不一定是）一個王朝。其次，存在征服的意志，戰斗的沖動，證明自己比別人優越的沖動，求得成功不是為了成功的果實，而是為了成功本身。最后，存在創造的歡樂，把事情辦成的歡樂，或者只是施展人的能力和智謀的歡樂。這類似于一個無所不在的動機……尋找困難，為改革而改革，以冒險為樂事。”
熊彼特所說的這種企業家精神就是典型的創新精神，而其所論述的對夢想和成功的追逐，必然包含著對質量的追求，因為只有打造出高質量的品牌和產品，才能夠實現所追求的那種夢想。所以，企業家精神與質量追求是內在統一的。
工匠精神則直接指向質量，工匠對自己的產品精雕細琢，精益求精，追求盡善盡美，體現的是嚴謹、耐心、踏實、專注、敬業、創新、拼搏等可貴品質，其直接結果就是產品質量的提升。工匠精神作為人類精良品質的代表，蘊涵著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一講工匠精神，我們就會想起德國、瑞士、意大利、美國、日本等發達國家。今天的中國，正在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我國制造業只有提高創新設計能力和工藝生產水平才能成功邁向價值鏈中高端位置和掌控產業鏈核心環節，才能真正實現制造強國目標。工匠精神所蘊含的精細化管理、精品制造理念正是實現中國制造強國的基石。擁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國制造業才能適應國內消費者更加多樣化、個性化、高端化的需求，才能解決供給體系完善和供給結構優化的問題，才能以優質的產品充分占領國內市場。
因此，質量時代離不開三大精神的支撐。工匠精神是產品之魂，也是一個民族的工作信仰；創新精神則是質量時代維系的根本動力，是一個民族除舊布新的思想之源；而企業家精神則是工匠精神與創新精神的集納者。以工匠精神為基本，以創新精神為引領，以企業家精神把工匠精神、創新精神凝聚起來，整合起來，必能推動邁向質量時代。
三、以文化論輸贏，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敗
現在城市之間乃至國家之間的競爭，已經從過去的拼經濟、拼管理進入拼文化的階段，邁向“以文化論輸贏、以文明比高低、以精神定成敗”的時代。要解決質量問題，邁進質量時代，最終拼的也是文化和精神。如何協同工匠精神、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形成質量時代的動力和精神支撐？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首先需要思考的是，工匠精神、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為什么缺失？三大精神缺失的背后，是嚴肅的文化問題。
從宏闊的歷史角度看，發端于“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實際上至今一直未結束，其基本發展邏輯是在認識中批判、在批判中建設、在建設中發展。其間也有過偏執的時期，比如，最初的新文化運動就是從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發端的，但這并不妨礙它在自身發展中不斷糾謬和積極的建設，而十年浩劫的“文革”也曾一度出現“兩個否定”的思潮，即一方面把中國傳統文化作為封建文化批判，另一方面又把傳入的西方文化作為資產階級文化否定，予文化建設以極大的破壞。但是改革開放后，這些問題又得到迅速的糾謬。現在，我們是既肯定西方先進文化，又肯定優秀傳統文化。
在人類共同關心的以人為本問題上，中西方是高度契合的。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對人的價值和尊嚴的尊重，體現在產品質量上就是要建立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價值取向，充分尊重消費者的權利，為消費者提供滿意產品，以創造品質生活、幸福生活為宗旨，而不是單純追求利潤的實現。所以，培育工匠精神、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首要任務就是培育人文精神。
其次，要重視國民素質問題。
國民素質決定產品質量?？此剖且粋€產品，實際上它的質量隱含著人的素質；看似是對一個產品的評價，實際上是對一個國家及其國民的評價。以德國和日本為例，它們曾經是二戰的罪魁禍首，對人類犯下罪行，但就產品質量而言，這兩個國家今天卻受到各國消費者的尊重，人們購買德國貨和日本貨時，大都不會懷疑其弄虛作假、以次充好。這與其說是相信德國貨、日本貨，不如說是相信一個民族的工作態度和國民素質。
因此，當我們強調三大精神，強調以人為本的時候，決不能忽略國民素質的問題。實際上，這是最根本的問題，是現實問題也是文化問題。如不正視這個問題，我們將無法邁入質量時代，更不能奢談產品質量達到世界一流。
誠然，和自己比，我們的勞動力素質是在不斷提高，但和發達國家相比，還是有相當差距的。2016年中國人力資本指數顯示，1985年至2014年，全國勞動力人口的平均年齡從32歲上升到36歲，平均受教育年限從6.38年上升到10.05年，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從14%上升到了36%，大專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比從2%上升到了16%。而發達國家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為12年，其中加拿大為14.6年，澳大利亞為14.4年，英國為14年，芬蘭為13.5年，美國為13.4年，法國為13.1年，日本為11.1年。我國15歲以上年齡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為9.1年，明顯低于上述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的國家。
這種受教育程度對勞動力素質或產品質量肯定有影響。美國麥肯錫公司報告顯示，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制造了全球70%的手機、80%的空調和91%的個人電腦，但是中國制造業的生產率只有發達國家的1/4。
再者就是社會快速發展中的道德迷失，比如浮躁、急功近利、不講誠信、假冒偽劣等行為。一直以來，對于國民性的批判都是中國文化不斷自我反思的重要內容。從魯迅所處時代開始直到今天，一直在尋求國民素質提高的道路，也許在自我批判之中有些言論過于激烈，但正所謂“愛之深，責之切”。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樹立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要正視當前國民素質中存在的問題，并且要認識到不提高國民素質，就不可能邁進質量時代的門檻。
第三，要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質量時代的關系問題。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之舉，在實踐中，人們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這些具體舉措上。其實，從工匠精神、創新精神、企業家精神反觀，所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目標是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主攻方向是改善供給結構，進而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實現由低水平供需平衡向高水平供需平衡的躍升；其出發點是提高供給質量，落腳點則是產品的質量。因此，質量時代首要的是產品如何過質量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可以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對中國人消費習慣的一種引導，它進一步強化人們對質量的認識和需求。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尤其需要工匠精神、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融入，有三大精神的注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成功引導中國步入質量時代。
創造與建設質量時代還包括加強法治建設、道德建設、技能培養，完善產品質量檢驗制度、教育制度等，這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討、豐富和完善。
總之，社會各個領域都應有一種凝神聚魂的東西，作為大眾認可、追求和堅守的理念，使之成為時代的最強音。當今中國,工匠精神、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是創造與建設質量時代的三大動力源泉和力量支柱。唯有如此,才能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的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的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的轉變,才能完成中國制造由大變強的戰略任務。
工匠精神、創新精神和企業家精神潤物無聲，卻靜水深流，必將助力中華民族走向偉大的復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