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日本CPI(除去生鮮食品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升2.1%。這是連續8個月同比上升，也是2015年3月以來升幅首次超過2%。

[ 截至2019年日本的核電在其總發電量占比下降至6.4%，跌落至6個發達國家的最后(意大利為零核電)。

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由于西方對俄制裁以及俄羅斯反制導致的能源、糧食危機正在全球發酵并向其他領域外溢。日本作為能源、糧食等大宗商品進口大國，受其負面影響也在持續發酵，能源等原材料漲價引發連鎖反應，其中電價表現突出。本文擬從日本近來供電情況透視日本能源結構的脆弱性，進而探討日本調高核電在能源結構中占比的可能。

油氣、糧食等大宗進口商品漲價 引發日本物價上漲

據日本共同社5月19日報道，4月份的日本企業物價指數同比升幅創有可比數據的1981年以來的新高。這種受俄烏沖突影響引起的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導致企業成本負擔增加，無疑將加速轉嫁給消費者，推動CPI上漲。

日本媒體稱，受油氣、小麥、大豆等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影響，相關商品從4月1日開始調價。據日本總務省5月20日公布的數據，4月日本CPI(除去生鮮食品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升2.1%。這是連續8個月同比上升，也是2015年3月以來升幅首次超過2%。

該省的報告顯示，4月日本能源類商品價格繼續大幅上漲。其中，電價同比上漲21%，汽油價格上漲15.7%，管道天然氣價格上漲23.7%。此輪漲價主要受國際油氣價格上漲推動，屬于“成本推動型”，而非“需求拉動型”。因此，長期備受通縮折磨而渴望通脹的日本社會并不樂見此輪2.1%的通脹率。

有日本民調顯示，為了節省因物價上漲而溢出的支出，有15%的上班族一周內有一半時間“縮食”午飯。由此窺見此輪通脹之一斑。

從以上總務省的數據看出，此輪漲價的元兇是進口能源。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永濱利廣根據日本政府總務省“家計調查”結果推算出原油期貨價格對于日本家庭支出的影響：

以2021年2人以上家庭年平均支出總額334.8萬日元為基數， 2022~2023年的2年間，如果原油價格平均漲至80美元，那么家庭支出則增加2.5萬日元(100日元約合5.13元人民幣);漲至90美元，增加3萬日元;漲至100美元，增加3.5萬日元;漲至110美元，增加4萬日元。

面對俄烏沖突的負面影響引起的物價高漲，日本政府終于出手救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先是于3月29日指示政府相關部門制定緊急對策，以應對俄烏沖突導致的燃料和谷物等物價上漲以及奧密克戎病毒蔓延造成的影響。

緊急對策從2022年度預算撥款5萬億日元(約合2580億元)用于：應對油氣價格高漲、穩定食品供給、支援中小企業資金周轉、幫助生活困難者等四方面。

及時調整能源結構是化解能源危機、穩定物價的必要選擇
能源價格影響著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俄烏沖突的負面影響導致的能源危機沖擊著日本能源結構，暴露出其脆弱性，是今年以來物價持續高企的元兇。因此，因應俄烏沖突的影響酌情調整能源結構，是穩定物價的必要選擇。

據報道，日本政府經濟產業省于3月31日召開首次“戰略物資及能源供給鏈對策總部”會議，研究俄烏沖突爆發后如何確保戰略物資及能源的供給，并制定了緊急對策。會議列出7種對俄烏依賴程度較高、急需采取對策的重要物資，其中包括石油、液化天然氣、主要用于發電的燃料煤和用于煉鋼的原料煤、制造芯片所用的氖等氣體、凈化汽車尾氣所用的稀有金屬鈀和鐵合金等7種。

擔任總部長的經濟產業相萩生光一在當天的會議上表示：“希望以立竿見影的手段戰略性且迅速地采取行動，拿出具體成果。”

從上述會議我們可以觀察到，這次緊急對策的表象旨在緩解依賴俄羅斯資源所造成的影響，實質反映出俄烏沖突的負面影響沖擊著日本某些領域的結構脆弱性的問題，能源領域當數此類。

日本的能源結構以石化燃料為主，占比高達88.6%，且幾乎全部依靠進口。其中產自俄羅斯的原油占比為3.6%、液化天然氣為8.8%、燃料煤為13%、原料煤為8%。萩生光一所要求的“立竿見影地拿出具體成果”，指的是什么?如果是“迅速脫俄”，那么“脫俄”造成的能源缺口如何填補?進一步說，假如中東產油國“有事”，那么，那部分的能源缺口又如何填補?因此，要解決這些問題，最終還需要解決能源嚴重依賴進口這一能源結構脆弱性的根本問題，還是要靠發展自給能源。只有確保相當部分能源的自給，才能使物價盡可能少地免受進口能源價格波動的影響。那么，日本的自給能源是什么?

俄烏沖突  沖擊著日本能源結構的脆弱性
2021年10月22日日本政府公布的第6版《能源基本計劃》，首次提出“最優先”發展可再生能源，提出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占比將達到36%~38%。并在借鑒巴西利用水能和歐洲開發風能的利弊、結合日本實際的基礎上，將可再生能源比例劃分為：太陽能(000591)14%~16%、風能5%、水能11%，將太陽能確定為可再生能源的“主力軍”。

據中國能源信息平臺的資料，截至2019年日本的太陽能光伏發電裝機達到6184萬千瓦，僅占當時可再生能源的7.2%，未來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為大力發展太陽能光伏發電，日本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共同努力解決太陽能光伏發電低能效以及由此產生的電價過高等問題。

這些可再生能源應該算是日本自給能源的一部分。但問題在于，無論是水能，還是風能，抑或太陽能，都是未來愿景，“遠水不能解近渴”;也都離不開大自然的恩賜，都得“靠天取能”，一旦天公不作美，靠天的脆弱性便顯現出來。

最近一次供電緊張的原因確實是太陽能光伏發電出了問題。3月21日，日本的東京電力公司和東北電力公司發布其轄區內供電緊張警報。鑒此，日本政府同日首次發布了供電緊張警報，呼吁該轄區內用戶于3月22日8時至23日23時節約用電。由于22日上午用電量仍在持續增長，萩生光一于22日下午緊急召開記者會警告說，“照此下去，大規模停電將不可避免”，再次吁請家庭和企業節約用電。

據稱此次供電緊張的主要原因，一是受3月16日福島縣近海7.4級地震影響，東京電力公司位于該縣的廣野火力發電廠停運;二是天公不作美，3月22日寒潮逆襲，出現降溫和降雪的天氣過程，太陽能光伏發電量因此大幅減少。雖然這場供電危機最終被水電所化解，仍然暴露出日本能源結構脆弱性的問題所導致的供電體制之脆弱。

國際局勢變化導致進口能源危機以及極端天氣影響太陽能光伏發電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穩定。這樣的殘酷現實，使日本社會不得不重新審視進口能源和“靠天吃飯”的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性。于是，核電作為自給的、安全穩定的能源，其重要性和替代性被日本社會重新認識。

供電緊急警報事件發生后，日本經團連會長十倉雅和呼吁重啟核電，指出“在確?，F有核電站安全，且征得(核電站)所在地居民理解的前提下，應該盡快啟動核電，否則會出大事的”。他強調指出，“世界脫俄集中表現在液化天然氣，事態嚴峻”“應該認真考慮有效利用核電”。

在俄烏沖突升級、日本政府決定與七國集團保持一致對俄石油禁運的背景下，在夏季用電高峰來臨之際，“電力不足”的問題被當前日本各界熱議，同時進一步引起日本社會對于重振核電的熱議。

由盛及衰的日本核電能否被重振，值得關注
核電同樣屬于綠電，但由于世界觀的不同導致對核電認知的差異，一定程度影響各國發展利用核電的力度。有資料顯示，2021年，法國的核電在其發電總量的占比高達69.9%，美國為19.3%，英國為17.4%,加拿大為15.5%，德國僅為12.1%。從這個比例可以看出它們受俄羅斯“斷氣”影響程度的不同。法國的反應不那么強烈，而德國受到的影響比較大。這與其核電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不無關系。

日本的核電經歷了由盛及衰的發展過程。根據日本東京大學教授、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專家岡本孝司的介紹，日本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發展核電，從1963年位于茨城縣東海村的非營利性試驗核電站投入運轉、1966年7月第一座商業性的東海核電站正式發電開始，至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共建成54座核電站，核電占全國發電量的30%，成為僅次于法國和美國位居世界第三的核電大國。

由于日本是地震多發國家，因此其在建設和運轉核電站的過程中都將安全放在首位。但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仍然發生了10多起事故。比較嚴重的一次是1999年9月30日茨城縣東海村的核燃料加工廠發生核泄漏，造成2名工人死亡，核輻射范圍達幾十公里。

最為嚴重的一次是轟動全世界的2011年3月福島核電站事故。這次重大核泄漏更加繃緊了日本民眾“談核色變”的神經，也促使當時的民主黨政府下決心，順應“恐核恨核反核”的民意關停了所有核電站。雖然其后陸續有9座核電站通過新安全標準審查獲準重啟，但實際投產的都集中于日本西部地區，且都為壓水堆核電站;雖然柏崎刈羽核電站6號、7號機組和東海第二核電站也已經通過新安全標準審查，但由于與福島第一核電站同為沸水堆核電站，因而受到當地政府和民眾的反對，遲遲難以重啟?？梢姼u核電站事故的陰影在日本社會揮之不去。

日本現有大部分核電站的壽命都已接近或達到40年，如果不進行延期使用的相關維修、更新，將面臨退役。已經有19座核電站報廢退役。截至2019年日本的核電在其總發電量占比下降至6.4%，跌落至6個發達國家的最后(意大利為零核電)。

日本是自然資源非常匱乏的國家，絕大多數的火電燃料需要進口，受國際形勢變化影響的概率極高，因此核電不失為自給的、穩定的能源。另外，核電作為綠電也可以為實現減排作出貢獻。如果要做到既確保兌現減排承諾(到2030年度溫室氣體排放量比2013年度減少46%，2050年實現碳中和)，又保證能源供給安全穩定，提高能源自給率，進而穩定物價，那么，重啟、維修以及新建核電站不失為兩全之策。

然而，鑒于前面介紹的日本核電的發展簡單歷程、核電站“老弱病殘”的現狀以及“談核色變”的日本民意，日本政府公布的第6版《能源基本計劃》仍然堅持削減核電的方針，指出“在致力于擴大可再生能源的進程中，盡可能減少對核電的依賴程度”。

不斷有日本輿論批評日本供電體制之“貧瘠”和脆弱，俄烏沖突、首次供電緊張警報以及不斷高企的電價更催化日本社會對能源安全的擔憂情緒。這些批評和情緒以及未來國際形勢的不確定性使日本政府面臨調整能源結構的巨大壓力，或促使其下決心根據本國國情選擇核電作為自給的、穩定安全的、綠色的能源著力發展，增加其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

當然，這樣的選擇不僅需要民眾的理解和支持，還面臨如何對待現有核電站的問題。重啟現有核電站固然能夠解燃眉之急，但如果單純依賴重啟和延期現有“老弱病殘”的核電站，則存在諸多安全隱患，難以獲得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因為這些核電站所使用的技術都是40年前的，與其挽救，不如新建更安全的新一代核電站。且看日本作何選擇。

岸田文雄5月底在國會回答在野黨議員就核電問題質詢時表示，當前要盡力做好現有核電站的重啟工作。當被問及俄烏沖突導致油氣價格上漲進而拉升電價，是否有必要(由核電)“替代”，岸田說，“要在確保安全性、安全最優先的前提下，穩妥推進重啟。政府的方針是，目前沒有考慮‘替代’”。

從岸田的上述表態不難看出，出于保供給、穩電價的現實需要，日本政府目前僅考慮最大限度地用好現有核電設備。雖然“現在不考慮”由核電“替代”，但并未明確否定“替代”，或許為未來進一步發展核電留下空間。即將到來的夏季、冬季用電高峰，或將拷問日本政府是否進一步調高核電在能源結構中的占比。

俄烏沖突的負面影響不僅增加了日本調整能源結構的壓力，迫使其加大自給的、安全穩定的能源占比，而且也對其他國家和經濟體具有重要的、普遍的警示意義。在不確定的、動蕩的國際局勢下如何確保能源自給和安全穩定，既是迫在眉睫，亦是長遠戰略。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法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