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當前世界上主要油氣生產國之一，油氣產量增長居世界前列，但產量增速落后于經濟增速，所以對外依存度越來越高，其中石油高達70%、天然氣高達40%，均高于美國歷史上的最高值。就綜合國力和在世界石油業中的“話語權”而言，我們尚存差距。值此世界大變局的歷史時期，這樣高的對外依存度，顯然是我國能源安全的軟肋。但是，我國油氣資源豐富且尚未充分勘探開發，所以，提升國內油氣勘探開發力度，努力保障國家能源安全，是當前能源領域的大課題。
國內石油上游業發展空間巨大
上世紀30年代至50年代，在石油供給上我國屢次經歷“卡脖子”困境。新中國成立后，經過艱苦奮斗終于摘掉了“貧油”的帽子，石油不僅能夠自給，而且還能出口，開創了我國石油業“黃金三十年”。自1993年起，我國又一次成為石油凈進口國。
上世紀70年代，兩次“石油危機”給美國經濟帶來了巨大傷害。美國因此提出了“能源獨立”戰略。美國本土油氣資源稟賦并不好，當時油井單井平均日產量不足2噸，而且百分之七八十的油井只有0.28噸(2桶)。依靠鉆鑿海量的油氣井，經過數十年努力，當前美國本土油氣產量重回峰值，改變了世界能源版圖。
中美兩國歷史都證明：國內油氣資源是國家能源安全的基礎;國內發達的石油業是主動、有效利用國外油氣資源的基礎。世界上確有若干國家完全依賴進口石油實現了現代化。有人以此為據，主張我國效仿。但筆者一貫主張：只要可獲得性、經濟性允許，可以多利用國外資源，但同時國內工作絲毫不能松懈，要多找儲量、多建產能，并選擇部分“富集高產”儲量“建而不采”或“建而少采”，以備不時之需。
我國對石油上游業的發展前景，近70年來有過三次大討論：第一次在上世紀50年代初，討論的是“重點發展人造油還是天然油”;第二次在上世紀80年代，討論的是“原油年產1億噸能否穩住”。當前正在進行第三次大討論，主要圍繞“原油年產2億噸能否穩住”“天然氣年產量最高能夠達到多少”等問題。其實，這70年里，還有過多次的困感、挫折和激烈的爭論，起因無不與油氣資源前景及工作難易程度的不同認識有關。
新中國大規模油氣勘探開發實踐，歷次全國油氣資源評價研究證明我國資源豐富，常規油、氣探明程度比較低，分別不足四成和二成;非常規油氣的探索才剛剛起步。勘探開發程度既不平衡，也不充分。所以，筆者認為，和某些院士專家的資源枯竭論斷相反，我國石油上游業還有很大發展空間。
據原國土資源部的資料，我國有含油氣前景的地區，已頒發勘查開采許可證進行工作的面積僅占一半左右。中美兩國有利勘探面積相近，但是投入相差懸殊。以每年完成探井為例，美國1938—1998年，60年間平均每年完成8680口;而我國一般只有1000—2000口，投入最多的近10年，也只有3464口，其中，遼闊的海域每年僅完成92口探井。
根據多年實踐經驗，筆者對發展國內石油上游業始終持積極和樂觀的態度。筆者認為2030年全國油氣產量分別達到2.5億—3.0億噸和2500億—3000億立方米、頁巖氣與煤層氣達到1000億立方米是有資源基礎的。筆者認為，只有在提升力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上取得共識，才能“人心齊，泰山移”，才能深化改革，擴大開放，開創我國石油上游業的新局面。
不宜過早宣稱“已進入非常規時代”
自然界油氣資源中，“低品位”(含“非常規”)的占比大于“中高品位”占比。隨著工作程度的提高，儲量中“低品位”的占比將日益增加。資源品位高低是一個相對概念，依靠科學技術和管理，“低品位”資源可以變成經濟可采儲量。
儲量品位變差了，要發展生產力，生產關系就得作相應調整。鄂爾多斯盆地蘇里格氣田是大氣田，也是一個“低品位”氣田。用長慶油田公司原有的方式開采，沒有經濟價值。后來，采取讓另外5家公司參與開發，形成了競爭機制;同時雇用了100多個民企鉆井隊，結果成本降低了，進度加快了，建成了200多億立方米天然氣年產能力。卾爾多斯盆地，就是在“低品位”油氣資源基礎上，堅持科技進步，體制機制創新，迅速崛起為全國第二大油氣區的。隨著工作程度增加，認識深化，盆地的資源前景評價也越來越好：1984年石油資源量預測是15.3億噸，世紀交替時有50億噸和85億噸之爭，今天預測是125億噸。
勘探的最終產品是儲量，如果產品積壓滯銷，勘探是難以持續發展的。眼下我國有探明未開發石油儲量80多億噸;未開發天然氣儲量5萬億立方米，大體相當全國十年累計探明儲量。無需諱言，這些儲量大多屬于“低品位”，開采難度大、效益低。但是，相對于今天人們熱捧的“非常規油氣資源”，不僅地質風險小，開采難度也小。如果用開發頁巖氣的熱情、理念和技術，將未開發儲量動用一半，即使采油速度低至0.5%、采氣速度低至1%，全國仍可新增石油產能2000萬噸、天然氣產能250億立方米。加上帶動技術服務業增加的效益，足以開拓出新的經濟增長點。
開發油氣是生產活動、經濟活動。按經濟規律辦事，工作對象選擇上必然是“先易后難”“先肥后瘦”。整體看非常規油氣比常規油氣開采難度大、成本高、污染環境概率高。為了今后持續發展，暫時不計成本對非常規油氣開辟若干“先導試驗區”是完全必要的。但是，進行商業開采，必須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在承認礦產資源存在“級差性”基礎上，完善礦權管理和財稅制度，激勵開發“低品位”資源，而不宜采取過多行政干預，否則就會違背改革的初衷。和美國不同，我國常規油氣尚處于勘探中期和早期，發現中高品位油氣儲量的概率還比較大，過早宣稱我國“已進入非常規油氣時代”，對科學發展不利。
需高度重視“老區”的穩產與發展
油氣田產量自然遞減是客觀規律。為了減緩遞減，需要采取各種增產措施;為了保持一個油區(盆地或盆地群)的穩產和上產，需要持續開拓新領域、探明新儲量、建設新產能。所以石油上游業是一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行業。
和新中國成立初期不同，現在的工作對象不僅有新區，而且有“老區”。世界上主要油氣生產國，都高度重視“老區”的穩產和發展。美國石油業的歷史近160年，勘探開發程度己經很高，但近半個多世紀來，其80%的新增可采儲量仍來自“老區”。當前世人矚目的非常規油氣主要產地也在“老區”里。和美國相比，我國的石油地質條件更復雜，“老區”工作和認識程度低得多，因而潛力更大。
創新是勘探開發的本質。工作對象的唯一性，需要創新;手段的高效使用，需要系統創新;漫長的認識過程，需要持續創新。“老區”的勘探開發尤其需要鍥而不舍的探索和創新精神。
世界上每個油氣區都是由多個互不相同的工作對象(地質體)構成的，突破一個到突破另一個，往往經歷曲折漫長的認識過程，具有“長周期”特點。一些百年油氣區至今勘探開發仍在如火如荼地進行。美國的頁巖油、氣，加拿大油砂油等都是經過幾十年艱苦攻關才實現商業開發。我國情況差不多：鄂爾多斯盆地開發歷史已110多年，而快速“增儲上產”則是近二三十年的事;四川盆地勘探近80載，氣田越找越大;渤海灣盆地，鏖戰60多年，產量高峰迭起;近期興隆臺、牛東、河西務等重大發現，無不是三四十年堅持勘探的成果。在認識過程中，人們多次經歷“山重水復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地。美國石油地質家P.A.笛克在回顧美國石油業歷史時，也有類似的感觸：“在一個老油區運用老思想很少發現大量的石油，在過去的年代里，有時我們曾經認為無油可找，但實際上是我們缺少新的思想而已。”
在我國，石油法律體系不完備，政府主管部門頻繁變動，工作連續性受損，“老區”工作成了薄弱環節。個別“老區”，如松遼盆地、大慶長垣油田產量遞減，而其外圍的儲量、產量接替不上，造成了全局被動。企業可以因各種原因放棄“老區”，但是國家層面決不能干“猴子掰包谷”的事。
要讓大中小公司齊上陣
要堅持眾人拾柴火焰高的發展道路。首先，這是工作對象特點決定的。工作對象的隱蔽性和唯一性使上游業具有高風險、高技術、高投入、長周期的特點。因此，多一些投資主體，多一些不同的工作思路，可以擴大實踐規模、分擔風險、提高成效。另外，油氣田規模和品位上的巨大差異，也需要不同規模、不同類型公司去適應。美國本土是這樣做的，既有利于國家能源安全，又增加了社會財富。
其次，這是我國上游業現狀要求的。經過多年快速發展，我國本土油氣儲量中“低品位”比例增加。大企業過高的技術經濟門檻必然將“低品位”列入另冊，甚至核銷。這些行為是在“講經濟效益”旗號下進行的，容易導致對我國石油前景的誤判。
第三，實踐證明這條路在我國是可行的。延長油礦成長為我國第四大油公司，是有說服力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引進外國公司共同開發油氣的同時，國內也出現了眾多的、各種體制的中小油公司。實踐證明，這樣做有利于“低品位”資源充分利用，有利于拿下“久攻不克的油區”，有利于已廢棄油氣田“起死回生”，有利于開拓新的勘探領域，有利于增加就業崗位，有利于回收“落地油”。國家需要各類大中小公司組成的“完整產業鏈”，而不是某個極端。要走這條道路，必需做到資源開放、資料共享、有效投入、技術指導、有效監督。
我國本土石油上游業“準入門檻”，對各類大中小公司應一視同仁。嚴格執行勘查、開采許可證時限管理和退出制度，以加快勘探開發進程;建立儲量市場，流轉盤活存量，使油氣得到及時合理的開發。要通過試點推動“縱向劃分礦權”進程，這將有利于工區內獲得更多的工作量;也有利于緩解“礦區范圍重疊”的矛盾。在許可證規定的空間里，持證公司既可探采非常規油氣，也可探采常規油氣。這樣做對公司而言降低了投資風險，對國家而言降低了監管難度。
油氣資源是客觀事物，而“資源量”“儲量”只是人們的概念。沒有齊全準確的“資料”，既無法經濟有效地開發前者，也無法正確地認識后者。多年來，我國大規模的油氣探采活動積累了不少資料，然而分散在各單位手中，不利于社會分享。政府應準確界定“保密”等級和年限,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石油上游業是一個從航天、航空、地面、地下不同層面，從地質、地球物理、地球化學諸學科不同角度對地質體進行探索的系統工程。離開了科學技術，探采活動寸步難行。我國急需建設一個“高能成、低能就”的技術服務市場，否則“眾人拾柴火焰高”就是句空話。
美國政府對石油企業主要做好了三方面的服務：首先，定期進行全國油氣資源評價，為油公司選擇區塊指明方向;其次，成立非營利性的石油技術轉讓委員會(PTTC)，促進技術交流和轉讓;第三，與小公司共同選定技術攻關項目，并分擔費用。
面對形形色色的油公司，我國政府服務應分類施策。外國中小油公司是和現代石油工業同步成長的，有豐富的從業經驗，屬于“資本和知識緊密結合型”，來中國開發油氣，只是“戰場轉移”。中國中小油公司大多是改革開放以來成立的，是“半道出家”，屬于“資本與知識急待結合型”。對于前者，要幫助它們，盡快熟悉我國國情和石油地質條件，擺脫“水土不服”;對于后者，要幫助它們熟悉石油上游業，從易到難向前發展。全國第二輪頁巖氣招標，中標公司承諾了128億元投資，然而它們一上手就面臨著難啃的領域，遲遲見不到效果，必然挫傷投資者積極性。目前看來，已探明未開發儲量的內蒙中生界盆地群比較適合后者作為首選目標。
鑒于陜北十年“石油潮”走過的彎路,煤炭業“有水快流”造成的惡果，石油礦權應繼續執行“特定礦種、一級管理”為宜，但可以“多級監管”。礦權放開的力度應與政府的執政能力相適應，避免重走“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老路。
應設立石油勘探開發基金
截至目前，我國本土的油氣勘探成果與實物工作量大體正相關。近10多年來的油氣儲量“增長高峰”，平均每年新增儲量是“七五”“八五”期間的兩倍。每口探井探明的油當量和“七五”“八五”期間的大體相當。高峰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資、增加工作量實現的。依靠科技進步，克服資源品位下降的困難，取得這樣的效益很不容易。但是，通過減少重大決策失誤、清除貪腐等提升效益，還有很大的空間。要更好地發揮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繼續完善石油企業現代管理制度。
一是，進一步健全產權制度。轉讓礦權和儲量要依法、公平、透明操作。防止投機行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防止貪腐窩案發生。
二是，通過技術民主實現科學決策。可以從以往工作的“后評估”入手，認真總結經驗教訓，完善決策程序和制度。
三是，成為創新的主體。“將生產要素，合理的重新組合，以提高生產效率和效益。”大力支持科技創新，對失敗采取寬容態度：對成果評審要嚴，實踐檢驗為主，專家評審為輔，建立評審責任追究制度。四是，完善干部選拔任用制度。建立用人失誤責任追究制度。
增產提效是一個長期攻堅克難的過程，加之我們是在低“儲采比”下向前發展，因此，強調提效的同時仍然要保持足夠的投入，避免重陷上世紀80年代“找米下鍋”的窘境。近期全國原油年產量驟降，從2015年的2.15億噸跌到2017年的1.92億噸。國際油價暴跌，油公司關閉部分油井，主要是經濟因素減產。石油上游業具有“長周期”的特點，“低油價”時期工作一旦中斷，今后恢復和發展將會付出更高的成本。國家應設立“石油勘探開發基金”，在困難時期反哺石油業。資金可以來自“低油價”時期國家進口石油節省的價款;“高油價”時期國家征收的“特別收益金”。
政府之手要發揮更大作用
市場經濟國家很早就認識到在油氣經營管理目的上，國家層面和企業層面存在差異：前者是將資源轉化成公眾的、長遠的、可持續的利益;后者則是從資源開發中獲取最大的凈現值。當二者發生矛盾時，前者總是通過法律、政策和其它手段加強宏觀管理使后者服從國家利益。
荷蘭1959年在本土發現格羅寧根特大氣田后，隨即規定該氣田應該在下述前提下生產：它不能擾亂國家的能源供應，而要盡可能多地為荷蘭經濟作出貢獻。為了避免在能源上對外國尤其是政治上不穩定國家的依賴，荷蘭實行了“小氣田政策”，讓260個小氣田充分生產，而將格羅寧根氣田保留一半產能，作為“調峰”和“應急”之用。
美國認為“對進口石油的依賴是一個長期嚴重的挑戰，使美國經濟極易受到破壞。加重對國外石油的依賴，深刻說明在制定能源政策上的失誤”。為此，美國一手抓進口安全，一手抓本土資源開發。前者有三項措施：
一是以鄰國為重點，實現進口多元化。
二是建立全球聯盟，和石油生產國一起保證平穩供應。改善貿易和投資環境，使美國公司成為世界能源業的領導者。精心策劃一個世界石油信息系統，并將經濟制裁作為一個重要的外交手段。
三是建立應急機制。制定應急計劃，抓好石油儲備。后者采取五項措施：擴大勘探領域;重視開發“低品位”資源，扶持小的獨立油氣生產商;提高采收率;將新技術融入能源發展計劃;修改過時的法規，解除對油氣發展的束縛。美國號稱是全球最自由的市場經濟國家，但對油氣開發管理十分嚴格和具體。通過目標明確、措施具體，強有力的“兩手抓”，美國不僅在長期2/3石油依賴進口的形勢下，確保了能源安全，而且本土的油氣生產也“梅開二度”。
和這些國家相比，我們在辨證地對待“兩只手”作用上，認識上有誤區，實踐上有差距。我國現有的法律法規，對石油上游業的特性考慮不夠，對油氣開發階段缺乏調適能力。能源主管部門變動過分頻繁，而且未能在認真分析歷史經驗教訓基礎上，用法律確立新主管部門的職責和權力。機構重組時，原部門的骨干很少進入新部門，影響了工作的連續性。新部門對石油業缺少系統深入的調查研究，面對勘探開發日益深化，資源品位日益降低的現實，未能與時俱進，依然用過去對付“新區”的辦法去對付“老區”，工作成效必然打折扣;規劃的一些生產指標，因不切實際而屢屢落空，導致人們對國內石油前景誤判。
期望通過深入系統調查研究，認清國情，尊重規律，借鑒國外經驗，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能夠“集中高效統籌全局，實實在在謀劃未來”。
